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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艰:秘密书架——我的“三界十景”

编辑先生命作文,谈谈最喜欢的(或印象最深的)十本书,题目允许自定,所以杜撰了这个题目。所谓“三界”,不是佛教里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而是套用王国维的事业学问三境界说;但只是套用,不是比附,因为压根就不配比附。静安先生的三境界是渐入佳境,愈进愈深,下走的三界,则恰恰相反,是每况愈下。至于“十景”,显然犯了鲁迅批评过的“十景病”;可聊以自辩者,病因不在下走,而系出于遵命。“十景”当然会要谈到十本书,但连类而及,下文出现的书名,可能会不止十本。
    
第一界,自学终于未成材,幸从小书窥大师
    
我总觉得,1960年代“文革”以前,我们读中学的时候,虽然大环境是政治挂帅,但学校里学生的自由度却比现在大,玩的时间多,看小说的时间多,参加兴趣活动的时间多。最主要的是,课业与课余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不像现在,上面规定假期不准开课,学校于是以“兴趣班”名义开课,记者去查访,问学生是否真是兴趣班,学生都答不是,和平时上的课一模一样。总之,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认定了:正规的学业与兴趣是绝缘的。我们读书时似乎没有这样的前提,同学们多是从正课的学习中产生了兴趣,再自己找课外书来读,读课外书的目的,在于扩大知识面,增长思考力,而不是功利心十足地只为考试加几个分。那时候的课外书也有意思,值得保存收藏,不像现在的教辅书只有敲门砖的功能,考前视同珍秘,高考结束,全成废纸。
    
我从初二的平面几何课喜欢上了数学,于是开始误打误闯地自学,先是狼吞虎咽地往后读教科书,不久又把大我十岁、已去北京工作的姐姐留下的数学课外书翻了个遍,其中有一本1950年代出版、孙泽瀛先生写的《数学问题趣引》,特别引人入胜。书里介绍了若干数学史上著名的问题,来龙去脉、思想理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更兼文采斐然,读这样的书,不啻是一种享受。《趣引》里有一个属于组合数学的寇克曼女生问题,将条件一般化以后,就成了世界难题,当时还没有解决。
    
1984年我去重庆开会,有幸与精研数学史的罗见今先生住一个房间,长夜聊天,他告诉我,寇克曼女生问题其实早在1961年就被我国包头市的一位中学教师陆家曦解决了,而陆老师发心研究这个问题,正是由于读了这本《趣引》。陆家曦名不见经传,又不在专业圈内,他的文稿屡投屡退;1970年代两名意大利学者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及时发表,优先权当然是他们的了。罗见今给我讲了许多陆家曦的故事,令人感慨唏嘘。陆老师在完全缺乏资料、缺乏交流的艰苦环境里孤独地研究组合数学,继寇克曼女生问题以后,又获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但在国内,始终是“吟罢低眉无写处”,直至1983年,美国《组合数学杂志》在同一期内以42页篇幅发表他的三篇论文,这才引起国内注意。可恨天地不仁,同年10月,陆家曦因心脏病猝发去世,年仅48岁。罗见今是陆家曦的好朋友,为陆的工作能表见于世,曾做过许多努力;他作诗悼念陆家曦,我记得其中两句:“奇骥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中学里我自己也买了不少课外书。那时中国青年、人民教育和上海教育几家出版社出过好几套中学生数学丛书,我差不多买全了,至今仍藏有多种;为丛书执笔的多有大家,华罗庚、段学复、吴文俊,等等,都曾用他们的大手笔,为中学生写过课外读物。我最喜欢华罗庚先生的小册子,《从杨辉三角谈起》、《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和《数学归纳法》。前三本与中国古代算学相关,可合起来算做一景。每一“谈起”,都以中学生的程度为起点,引领着读者拾级而上,达到一个一个新的高度:从杨辉三角谈到了无穷级数,从祖冲之圆周率谈到了连分数,从孙子“神奇妙算”谈到了同余式,结果都大大“超纲”了,但一路走来,并不觉多少艰难,倒有山阴道上花烂映发应接不暇的悦乐。
    
《数学归纳法》里用以表明这一方法效能的例子,能使人过目不忘,终生不忘:三个同等非常聪明的孩子,眼前有三白二黑五顶帽子,让孩子们闭上眼睛,给他们每人戴一顶白帽子,再让他们睁眼猜自己头上戴的是黑帽子还是白帽子,三人思索良久,同时猜出了答案:白帽子。问: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思考路子?学过数学归纳法,笨人也不难走这条思考路子;不知数学归纳法,要走通这条路子,得有与三个孩子同等聪明的脑子。这说明,方法可以作为聪明的替代品。像这样来诱导人学习方法,那是大师的智慧了。大师谈问题,也是分门别类的,但自有富于启发性的思想一以贯之地运营于其间,不受任何人为界限的阻挡,观点高,视野阔;与现在学校里素质其名应试其实的教学,以题型为分类标准,以熟练为取胜之道,判若云泥;前者是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后者是庸庖操刀,“割也”,“折也”。
    
第二界,饥者易为食,不辨菽与麦
    
“文革”骤起,下走的自学数学于焉终止;十多年以后重进课堂,已是而立之年,对学习数学来说,只能唱唱黄昏颂了。不久便临阵脱逃,猴入人道,去文科混饭吃了。
    
“文革”是书荒年代,基本上是逮住什么就读什么,数量倒也不少。大别有两类:一小说,二马列。“文革”前期,副统帅号召读马列99%应该读毛选。一位老师曾半正经半玩笑地警告过我:“像你这样,戴着副眼镜,挟着本《反杜林论》走进走出的人,就有二心之嫌。”下乡插队,军代表来视察,看到炕上有《马恩选集》,严厉质问:“为什么不读老三篇?”直到“副统帅”爆炸,读马列原著才成为名正言顺的事。那时对马列真有热情,插队内蒙古,过北京转车,逛王府井,发现一部三卷本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旧书,喜之不胜,无奈钱不够,只好怏怏离去;一年后又过京,再去原地,幸书仍在,连忙买了下来。
  
小说中最好看的当然数《红楼梦》。毛主席提倡《红楼梦》要读五遍,据说毛主席是向一位不大通文墨的老军人提出这一要求的,以后才传达开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老人家可真会幽默。《红楼梦》我没有读五遍,我读过两遍。看不出里面有多少反封建和阶级斗争的意思,只觉得不大喜欢林黛玉,因为太“作”,倒比较喜欢薛宝钗,因为她温婉。当时还借读过已成“毒草”的俞平伯《红楼梦考证》和一粟编集红学文章的《红楼梦卷》。对《考证》也不大喜欢,以为太琐屑,漏了感情;对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说大观园里没有坏人,痛苦、悲剧,皆是人的自作孽所致,颇能同情。至于后来迷上俞平伯的诗文,已经是不惑之年了。
    
那时读得最多的是翻译小说,此类书的利用率也最高,一本翻得像烂菜皮、封面封底甚至内页都有脱落的长篇,往往一两天就看完,守信用地抛给了急不可耐的下一个。如果只许举一本来说说,我首先想到的是《唐•吉诃德》。那时候已能作比较,同为精神胜利法,吉诃德与阿Q就是不一样。阿Q完全被罩在社会等级人际关系因果网中;吉诃德却真有理想和激情,以独立的精神在天人之际到处走动。阿Q摸小尼姑的头,偏要找个理由:“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吉诃德奔向森林、荒原和古堡去寻找爱情,却并不需要手里攥着一张达辛尼娅的地址。
    
第三界,学术警察吾岂敢,业余学问亦自喜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读的书是更多了,但读法却与以前大异,往往是眼到手到心不到,极大多数的读,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投入”,因为要“产出”。精神投入认真读过的书当然也有,略举几本,以凑“十景”之数。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在对科学的认识上,它帮助我揭去了过去思想上形成的那层“不透明的胶膜”。但在一段时间里,自己又形成对什么事情都要求“实证”的僵化思想,这其实还是我的读法有问题,不是书的问题。
    
熊十力《新唯识论》。因为读了一些科学哲学而厌弃形上本体论的毛病,由熊先生的这本书得到对治,我知道了生命中原有着“非知识所行境界”,生命的学问须要一种体认的“实证”。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建立了以宗教伦理动态地解释社会经济形态的学术规范,大有启发性。读这本书后不久又读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感到梁先生以“生活路向”、“人生态度”解释中、西、印文化的差异,大思路上与韦伯十分相像,当时写过一篇对两者作比较阅读的长文,十分幼稚,也未发表,但在个人思想上的印象是深的。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因朋友的鼓励调到史学研究单位后,自知不能“预流”,为了能稍稍跟上,以新进学的老童生态度读了这部大书。有一点感受:“科学的史学”是可以讲的,但却不是搬用现成的科学方法所能奏功;犹之乎胡塞尔的“科学的哲学”,与卡尔纳普将哲学问题完全套在符号逻辑模具里的那种“科学的哲学”,大相径庭。若《别传》一书,堪称“科学的史学”之典范。
    
近年我因写过一些批评文字,被人赐了一个“业余学术警察”的雅号。这雅号一半对,一半不对。“警察”我是不敢当也不配当的,“业余”则名副其实。术无专攻,业不专精,思想随着乱翻书而在平面上滑行,偶尔自以为铆准了几个点,却无力深入,遑论创新。至于有时候写一点批评,心态上就和读中学时喜欢对老师们作口没遮拦的评骘一样;老师的水平有高有低,有的简直是捣浆糊,混饭吃,学生虽浅薄,未必就看不出来。我愿意终生做个学生,就这样一直业余学问下去。

(陈克艰,1949年生于上海,198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先后在华东师大自然科学史所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供职多年,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著译有:《上帝怎样掷骰子》《数学逍遥游》《拾荒者言》《无聊才读书——微型书评集》《奈曼传》等。)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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