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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访谈录

问:您笔下的很多女性都是有着比较隐忍或者善良性格,甚至,完全可以为男人牺牲自我。您是怎么设计这些角色的?

严歌苓:这些女性角色的设定和描写,基本都是参照我的家族中的女性和我的生活经历。我的奶奶是一位非常孱弱的女知识分子,在爷爷自杀以后,她扛起了整个家庭的大梁,还要照顾她的婆婆。我父亲离家多年,我的母亲也像我祖母一样挑起生活的大梁,养育孩子,照顾她的婆婆。她们不是在表面上的重复,而是内心隐忍的表现。她们可以像男人一样坚强,甚至比男人更坚强。她们对我的影响很多,很多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总会出现她们的影子。

问: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写作技巧与讲故事这种之间的平衡?

严歌苓:我一直非常注重小说的形式美,好的语言是好故事的第一步。同时应该有非常适合故事叙述的一种外在形式。我非常喜欢的一些小说,它们从形式上来说都是非常独到,有利于故事的叙述。

现在,我仍旧没有放弃我对小说形式的追求。比如,《老师好美》需要一个特殊的形式,就是谁也不知道其他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我用三个主观视角来叙述。形式是小说创作的艺术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问:您写的《女房东》灵感是源于现实生活的场景。怎么能把一个场景衍生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呢?

严歌苓:写作时,我特意让自己放松一点,写作前,并不会规划特定的故事情节。像《女房东》这个故事我都不知道他会把女房东的睡衣偷来,藏在哪儿,发现什么,是我写到后来才萌生的想法。我记得在美国学小说写作的时候,老师最多重复的就是“让它发生”。有时候,从一个故事点会衍生出很多细节,我通常边写边发现,很多情节都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问:关于《小姨多鹤》的问题,多鹤很年轻的时候就融入中国社会,为什么在小说后半段,她还保留了民族性,你是刻意保留的吗?

严歌苓:十六七岁的多鹤来到中国。从整个的故事叙述下来,她一直以自己民族特点为骄傲,她希望能够生出她的亲人,实际上,她不是一个会完全臣服中国家庭的异族女人。

问:你长期从事小说写作还是影视写作?从写作技巧上来说,怎么面对纯文学写作和影像写作的差距?

严歌苓:两者最大的差异是文学可以描写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比如人物内心的活动,而影像只能展现出表面的东西。文学和影像写作都需要好的人物设计和非常精彩的语言。对话描写是小说写作的一部分,比如《红楼梦》里的对话就包含着人物性格特色。好莱坞的经典剧作也是这样。所有的对话都能推动故事的发展,行动。一些经典的电影剧本实际上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整理:陈鹏)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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