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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与受难的哀伤——析《革命道德》

如同风行一时的保罗·约翰逊所著的《知识分子》一样,威廉·布兰察德的《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也是靠挖掘光辉人物的世俗生活的阴暗一面来实现其书写价值的著作。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这两本书似乎树立起一个文化学的楷模:只要人们有足够的耐心与敏锐的目光,最好还要有些不顾羞耻的小人之心,便可以通过对某些道貌岸然的圣人们的精神审查,而推导出那些总能超于料想的怪诞结论。这个刻薄的逻辑,未必为布兰察德所深深明晓,但他的文本,却是对该逻辑的最绝妙的实践例证。只是他有了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施行这种做法———这也是他比约翰逊高明的地方———他依据着一门正当的学科去窥视他人的精神隐私,这就是政治心理学。也正因此,这本写法很不“道德”的书,却可以命名为“革命道德”。

我们应该怀着轻松愉悦的心情来阅读这本书,因为布兰察德刻意回避了那种对革命者进行庄严的政治与社会视角的分析的套路———它太容易营造压抑的气氛;而采取迂回的战略,潜入那些革命者的灰暗不明的心灵世界———这种心理学上的考古虽然也有些郁闷,但却能衍生出一种新奇的快感,很大程度上,它满足了我们的偷窥的暧昧欲望。我们会看到,那些铭刻于教材里言行正统规矩的家伙,还有矗立于巴黎广场上的神圣雕像,原来在骨子里竟是如此病态———明星式的思想家卢梭在幼年时因为被打屁股而激起了性欲,大英帝国的勇士T.劳伦斯则专门雇佣了一名中士来狠命抽打他,以使他达成性高潮;稍微体面一些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心甘情愿地对苦行生涯的抉择,甘地对衣服与食物的拒斥,卡尔·马克思对恶劣生活境遇的迷恋;而孙中山因政治争斗的失败而退让民国总统之位,也被布兰察德曲折婉转地解释为对胜利后盛大权力的抛弃;似乎只有切·格瓦拉是贴近我们素常想像的,他不愿意领受古巴革命成功后的高级职位,而跑到深山老林里继续游击战争的生命……而这一切,在布兰察德的理论体系里,必须顺从这样强硬的论点:革命者的心理都是有受虐倾向的。

受虐,另一个比较动听的表达就是“受难”———应该承认,后者才能更好地抚慰大众们柔弱的心灵。但心理学是冷酷的,它必须追求一种精确的概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原谅布兰察德的鲁莽。毕竟,他的论据还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卢梭童年时期崇拜的是那位将手伸向喷着熊熊火焰的火盆以展示其承受痛苦的能力的英雄斯凯沃拉,而年幼的马克思的偶像则是那位为人类盗火,被锁在岩石上任由老鹰啄食肝脏的挑衅者普罗米修斯———这些受虐的形象,宿命般地穿透了他们的一生。他还引用另一位心理学家赖克的话来论证:“受虐狂是甘心屈从的革命家,是披着羊皮的狼。他的退让里包含着不满,他的屈从里包含着反抗。他的软弱之下是他的坚强,他的顺从之中隐藏着反叛……”

可在心理学的诸多解释里,受虐仅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一贯流传的革命者的受难,却是理性和主动的。布兰察德必须化解心理学与世俗道德之间的矛盾,所以他很谦逊地强调:“把所有的反叛都完全看成是个人心理学动力的结果,就等于否认了所有道德诉求具有的现实意义;说一个人之所以反抗现存的不公正的政府,只是因为他没有解决自己与权威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把革命完全说成了是革命者的个人病态造成的。”一面要坚持自己的科学态度,一面要照顾世人的口味,聪明的布兰察德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寻求一种道德真理并渴望个人之善”的反叛者与革命者,都坚信“这种个人之善只有在为别人受难中才能获得”。他也只能止步于此了,他断然说不出加缪式的名言:“我反叛,故我存在。”———这不是布兰察德与加缪的思想差距,而是心理学与哲学的差距。

(摘自《东方早报》,作者:尤宇。《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 威廉·布兰察德/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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