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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文学是我安放根的地方

1989年8月,我拿到了美国的签证。大使馆门口的队伍排得特别长,我走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看着我说,这个人拿到签证了。我当时特别高兴,我今天所讲的故事,从那一刻就开始了。

难以穿越的心理

我作为写作系第一个拿到全额奖学金的中国学生,走进了美国校园。第一节课是英文写作课,我很早就到了教室,当时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毛衣、一条淡蓝色的牛仔裤,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扎着长长的马尾辫,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战战兢兢,不知道能否听懂。没多久,一个裹着紫色头巾男孩子推门进来一看,又缩回去了,再推门的时候他说,我走错系了吗?之后,他告诉我,我当时那种保守、毫无前卫可言的打扮,让他感觉到走错地方了。因为,写作系学生们都穿得相当前卫,一直有着反传统风格。而且,他们通常不买新衣服,只去旧货商店淘。这种生活风格所反映出来的都是这群学生自甘边缘、自我放逐的人生态度。让我第一次感觉,世界上还有另立于主题之外、主流之外的一种人的存在。

有一次,回到学校很晚。同学问我,怎么了?我说,跟一个黑人吵架了。当时,全班同学都很愤怒,说你为什么要先提及肤色呢?并且推断我有种族偏见。后来,我知道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上我都要有一个整体的人类观,不能特意指出白人、黑人、黄种人。有时候,提及同性恋,我脸上会不自觉地出现了一种不自然的表情,同样,会有人认为我瞧不起同性恋。在学校里面,我原本正统的观念统统被洗牌了。到了美国,并代表我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其中一员,实际上,我还要从心理上逐渐适应才行。

这些生活上出现的问题,在文化和学术方面也会遇到。在芝加哥读书的三个月里,我向他们介绍中国芭蕾舞剧《白毛女》,给他们讲其中的剧情。他们大多难以理解,欠债还钱理所应当,杨白劳怎么还可以打人?假如,我们不能把一种道德审美架构提前建立起来,谁能够看得懂《白毛女》,并且去欣赏它呢?

我的先生给我翻译过一些作品,例如《白蛇》《天浴》等等。他认为外国人光看原文,是很难看懂的,问我能不能加脚注。但是,加脚注之后,却占了全书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的版面。让我们感到无助的是无法把一种文化、审美观翻译过去。虽然,文字可以被翻译,但是文字讲述的故事,故事里所包含的文化,会因为缺乏一种统一的审美观,即使跨越了空间,也无法穿越心理。

在美国初期,我是用英文进行写作的,比如,用英文写一些小故事片断。通过这种方式我完成了短篇小说《天浴》。小说讲的是一个发生在女知青和藏族小伙子之间的故事。在女知青下放的时候,藏族小伙子像教练一样教她放马、干活,两人相濡以沫。几年后,其他女知青通过牺牲色相换来了回城的机会。于是,她也这么做了,却发现被耍弄了,心理和身体趋近崩溃。她既没有达到回城的目的,身体和灵魂又遭受到了蹂躏。之后,她又听说可以通过把腿打伤,变成残疾回到城里去,就决定请藏族小伙子用枪把她打伤。举起枪,不断抬高枪口。最终,一枪把她打死了。这个男人从她的动作、眼神看出了她求死的愿望。帮她结束这段痛苦、耻辱、不能回城的生命。

我写完以后,很多美国人问,不是应该是打腿吗?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女孩用她仅剩下、最弱势的生命来与命运抗争。很多人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她已经是一条没有办法挣扎和反抗的生命了,即便变成一个残疾人回到城里,还会遇到多少苦难。

字面上的翻译本身就存在着不小的困难,要想通过语言上的翻译传递整个的文化差异同样难以做到。我学习英文是为了用英文进行写作,学习中文是为了用中文进行写作,它们俩从来没有相互的翻译过。

描写移民生活

我在美国的第二个阶段,就开始写中国移民的生活了。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中国人移居到了美国。他们的经历和生活都非常独特、有意思。新环境排斥我们,它不能完全吸收我们,我们也很难完全适应它,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故事。生命移植的排异过程值得通过文学记录下来。那时候,我写了《女房东》《海那边》等短篇小说。

有一天早晨,我走在旧金山的大街上。当时,雾没有完全散,但是太阳已经出来了,雾里带着阳光。我看见路边楼上的一个窗子里挂出来一件浅粉色的睡衣,半透明的蕾丝上沾着水雾。当时,我在想女性怎么可以有这么美的睡衣?换做男人看见了,会不会觉得这件衣服比它的女主人还要美呢?哪怕是个很可怕、很凶恶的女人。这件睡衣却包含我对最美女人的所有幻想。以此为灵感,我完成了短篇小说《女房东》,刻画在美国主流文化排斥他族文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包含着我对移民们的孤独、痛苦的理解。

《女房东》里描写了一个到美国去陪读的大陆男人,租住在一个女房东的廉租房里。他经常帮女房东做一些琐事,比如浇水、打扫,以此减掉部分房租。女房东是单身,但是,夜里总会有人找女房东。男人逐渐对女房东产生好奇,女房东究竟是什么样呢?茶杯上面的淡淡浅红的唇印,一团捏得松松的湿纸巾,都能勾起他的幻想。

有一天在浴室里,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美丽的浅粉色睡衣。他顿时呆住了,觉得是那位最美丽女人身上脱下来一层膜,并为此倾倒。此时突然听见门响,他不知道怎么办,慌慌张张地离开了。等他恍然大悟的时候,却已经把睡衣偷进自己的房间里。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件难看的事情。思前想后,他决定把睡衣藏起来,藏到壁橱里面。等他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睡衣不见了。他觉得女房东发现这件事,拿走了睡衣。他觉得再没脸见女房东了,匆匆忙忙写了一张支票,留下了所欠的所有房租,仓皇出逃。结果是,那件睡衣仍然藏在自己的大衣里面,是自己忘记了。在异国的生活中,守护着孱弱的、美丽的女房东,原本是他唯一的慰藉。但是,他亲手毁掉了自己最后的一点温馨的东西,并且无法再回到过去了,他已经和女房东诀别过了。

我从睡衣这一角度来写的正处于迁移过程中的人的痛苦。假如他不是一个移民,肯定不会敏感到病态的地步。他感到了疼痛、孤独和对温情的渴望。最后,与她失之交臂了。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面,我创作了很多类似的关于移民的作品。

不能失去质疑的清醒

我30岁才出国,这种迁移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30岁那年我出国考托福,感觉是把自己的根从这片热土上拔了起来。这个根是潮湿的、裸露的。它们是我的神经,比所有的东西都敏感,且略带疼痛。在外面,人家一个眼神都能伤害到你。直到2004年我离开美国的时候,我才完成了我的迁移,基本上把我从中国带出来的一把根须埋到美国的冷土里,而且这片冷土,逐渐让我感受到了温度。

离开美国之后,我又到非洲。按理说,有了在美国的经历,我对移民的体验应该不再新鲜。但是,非洲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到非洲以后,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所有的一切都回到了趋于原始的状态。刀耕火种,我问非洲人说,你们怎么不用化肥啊?他们说买不起,而我们现在正是在摆脱化肥。为了吃上中国的青菜,我在院子里开荒。他们帮我买了两大口袋化肥,用完第二天,菜地变成了一个焚尸场,所有的青菜都变成灰了。非洲人也不懂怎么用这个化肥,化肥对于他们来说,太贵了买不起。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国,人们要吃绿色环保、不施化肥的东西。但是,到了非洲你发现,他们根本用不上化肥,买不起。我到美国很多观念,到这边又被洗牌了。

有一个非洲小姑娘到我们家做杂工。小姑娘的父亲是一个酋长,他娶了十几个老婆,但是奇怪的是,每个老婆都要干活赚钱养她爸爸。有一天,小姑娘要去银行处理事。事先没有告诉我,就把我的车给开跑了,让我错过了与别人的约会。我生气地问她,你怎么可以私自把车开跑了?当时,她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把我吓了一跳。这种场面早就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了。看到这种场景,让我觉得历史倒退回去好几百年。在非洲的一些经历,让我对苦难有了一种切身感受。

在美国,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绝对不能发表不平等的、有偏见的言论。而我到了比中国还要落后很多年的非洲,就想起来要写《第九个寡妇》。我之前一直想写记忆中的灾荒,但是没有动笔。一到非洲,看到了许多抽象意义上的苦难,其实,这是一种需要人类共同面对和承担的苦难,也让我想到我们特定国情下的苦难。在非洲所居住的两三年间,我完成了好几部类似《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

后来,我们到了台湾。我觉得,台湾的中文和大陆的中文,有不少区别。看到台湾的作家写作还是很靠近传统的中文。这样的情况触发了我,用传统的中文写作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当时,我写作了《小姨多鹤》,写了许多日本人的经历。因为在台湾,它不仅有中国人,还有日本人,我可以观察、思考。在台湾的日子,我感受到了日本文化对台湾的影响。

我先生是外交官,我们不断在世界各地行走穿梭。不过,不管到哪里,都不想待太长时间。时间一长,我就会失去质疑的清醒。现在,我是一种在任何主流社会里都不算主流人群的身份,它让我保持着随时提出质疑的清醒。在德国,我会思考,在中国和美国,我也会这样。我永远在对比之下,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在比较的位置上,你能更清楚地认识它、欣赏它,或者批评它。

一直到现在,我依然是处于自我放逐状态之中的一个作家,对此,我非常满足。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让我失去清醒。在其他国家的生活经历和感悟,会让我主动思考中国情形,在对比中形成了我现在的写作风格。

(严歌苓,华人作家,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代表作品:《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穗子物语》、《陆犯焉识》等。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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