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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作家要营造自己的人文环境(一)

受访者:刘心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采访者: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刘心武( 1942~)当代作家牞笔名刘浏、赵壮汉等。四川成都人。1950年随父迁居北京。中学时期爱好文学。 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后任中学教员 15年。 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 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主编等职。 1987年赴美国访问并在 13所大学讲学。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出版有中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大眼猫》、《都会咏叹调》、《立体交叉桥》、《 5· 19长镜头》等,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风过耳》、《四牌楼》等。刘心武对生活感受敏锐,善于作理性的宏观把握,写出了不少具有社会思考特点的小说,作风严谨,意蕴深厚。

当时写《班主任》,无非是利用小说这种载体来表达我对社会的认识

傅光明(以下简称傅):《班主任》是您的成名作,也是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有海外学者认为,您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不良后果的作家。今天您怎么看当时《班主任》所引起的轰动?有没有觉得它幼稚?

刘心武(以下简称刘):《班主任》如果说幼稚的话,是在艺术上当时考虑得比较少。在文本的布局和语言的使用上,本身能有突破的比较少。从这方面来说,它还袭用了过去那种大家习见的叙述方式及语言,但从内容上来说不幼稚。到今天我还是坚持认为,要解决好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民族一定要尽量使每个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在文化素质上,能与我们的民族文化衔接,与世界优秀文化衔接,不能割裂。《班主任》实际上就是发出了一个呼吁:救救孩子!就是要把他们从极左政治特别是“文革”造成的断裂当中解救出来。

傅:您能写出《班主任》,是不是跟您当过十五年的中学老师和十年的班主任有直接的关系?

刘:当然有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仅仅是一个职业和工作经验的话,还不足以构成这个作品。恐怕还是凝聚了我个人的很多超越这个职业和具体个人处境的深入思考,跟这更有关系。

傅:十五年的中学老师经历,给您感触最大的是什么?

刘:十五年是个笼统的说法,其实当中几乎有十年都在“文化大革命”。有一段也无所谓正常的教学秩序,处于停课的状态,所以真正像样的教学生活也就是三年的样子。这种混乱当中的教师生涯也促使我去思考牞这场混乱给我带来了什么?给师生带来了什么?于是产生了《班主任》。

傅:您从 1958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到 1977年写出《班主任》,是不是到写《班主任》的时候,才真正找到了一种感觉?

刘:还不能这样说,我在写《班主任》的时候,只是我的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一度也是卷入“文化大革命”。我是个年轻的生命嘛,不可能逃离当时那样一个大的环境。我也努力去认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一度要为这个理论本身逻辑上的魅力所征服,也试图进入这个理论框架去解释我所经历的人和事。但是后来,很痛苦地发现这个理论下所进行的实践是有害的,我觉得我有话要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以后,我觉得有一个时机,可以说出我心中所想的话。文学上的考虑,当时不是太多,无非是利用小说这种载体来表达一种我对社会的认识。我真的在思想和文学都融为一体,进入一个很愉快的文学创作的境界,应该是从《如意》这个作品开始,而在《立体交叉桥》这个作品得到成熟,在《钟鼓楼》当中得到了一个比较充分的展现。

我不断追踪北京的新发展,新的展拓了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生命,新的生死歌哭

傅:您是成都人,现在几乎被当成是写北京的人了,而且作品中有很浓郁的京味。您怎么看“京味文化”?

刘:我八岁到北京,然后就再没离开过北京,因此,从我的生命体验来说,我主要是在这个空间里面生存,我所感受的人生也就是北京的人生。这个地域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这个地方的语言也构成一种特别的资源,可以被文学家们所利用。所以我觉得,凡是能捕捉到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些长期积累的文化特点的人,以及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这个语言资源的人,他所形成的文学都有可能被评论家认定为“京味文学”。我自己倒没有这样一个设定的前提,说我要从事“京味文学”创作。但是对一些评论家,根据我的作品把我定位在这儿,我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评论我的创作。

傅:您是想通过四合院来反映老北京的这种“京味文化”。

刘:嗯,《四牌楼》就是这样的。《四牌楼》里面有这个内容,《钟鼓楼》完全是这个内容,是一个四合院里面一天的生活。

傅:您是想通过四合院的生活来反映老北京的一种“京味文化”的特点?

刘:我不刻意这样做。因为我的作品里面,展现了更多的是现在时,从人物来说,我总是要发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出现的新的生命。我对这个关注得更多。我不是一个专门去写比如说“八旗子弟”,写老北京的这些老人牞老的这种风俗。这些东西也是很重要的生活资源,写作资源,我也加以利用。但在我的舞台灯光所照亮的主要的人、主角,是一些新的生命。

傅:其实就像您说的:我的写作资源就在我当下的生活中。您总是有新的可写的东西。

刘:每个作家的写作有不同的资源取向,比如有的年轻作家,他可以写一个旧社会的妓女的生活;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可以写军阀混战时期的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是他的创作自由。我的写作,我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与我共时空的,比如我最新的作品,去年发表的两个中篇:一个叫做《泼妇鸡丁》一个叫做《站冰》,就是写北京四合院被拆了以后,这些居民到哪儿去了?这些生命到哪里去了?他们到了新地方,有的属于城乡的交界处,或者说是城郊结合部的那些楼盘里面。我写那些人的生存,写外来的一些民工,包括从外地招来的一些年轻的保安,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参与他们的生活。我写这些生命的一种新的活泼的状态,所以我不拘泥于一定要写北京的老传统,每个作品都要追溯到北京文化的历史层面,我不是那样的。我不断追踪新的北京的新发展,新的展拓了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生命,新的生死歌哭。

作家要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

傅:我对您的一篇散文《逆境与创作》印象特深。人们说,一个作家的形成跟他的苦难经历有关,而您在这篇短文里面恰恰说,一个作家有太多的坎坷,倒容易抑制他的创作灵感。您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比如拿曹雪芹来说,当时社会没有给予他,大环境对他来说是险恶的,他就迁居西山脚下,疏离热闹场,只保持跟敦诚、敦敏、张宜泉这样的挚友的密切交往。他还有一些民间的朋友,如鄂比。他营造了自己一个小的人文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像脂砚斋这样的合作者。所以,他才能给我们留下《红楼梦》,虽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书稿,但毕竟是一个宝库。所以,不能完全埋怨说这个社会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没有给我很好的环境,人生难免坎坷,难免有逆境。自己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营造啊。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竞争很厉害,文学上竞争也很厉害。有时候就形成一个名利场,一进入这个圈子,就没完没了地有诸多热闹得不堪的事情,什么会议啦,评奖啦牞还有很多排名、排行榜之类的事情,是吧?还有畅销不畅销的事情,轰动不轰动什么的,搞得挺烦的。我现在基本住在乡村,自己的小人文环境非常好。最近我的民间朋友送我两棵芍药,移栽以后成活了,开得非常灿烂。我看着芍药花,听着另一个朋友送我的光盘,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翻着别人认为都是过时的老书牞比如汝龙翻译的 27册契柯夫的小说集,听音乐读书之余,就在窗外大柳树的臂弯里,坐在小椅子上构思新的文章,我就这样营造出自己的创作环境,它的特点一是草根气息,一是身心安静。我也不想成为热点焦点牞不追求轰动畅销,更不去管什么座次头衔。我觉得非常愉快。

傅:您努力摈弃文学以外的因素。

刘:我是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当然,我并不反对你进入一个你喜欢或者能适应的环境,那里有很多人捧你,支持你,使你总在聚光灯下闪闪发亮。那也很好。我不是讲了歌德的例子嘛,歌德一生没有什么坎坷。他都不远游的。什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万卷书是不是读了都可疑。万里路肯定没有行。他一生没有坎坷,活到八十多岁,情欲还很旺盛,还可以……

傅:跟小女生恋爱。

刘:对,跟小女生恋爱。当时那个魏玛政权,也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坏。他跟政治家没什么矛盾,政治家对他也很客气牞把他很优厚地养起来,他也接受这种客气,养尊处优。他留下的著作也很伟大啊!

傅:拿歌德来说,您是不是觉得对一个作家,天赋非常重要?

刘: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不管是在逆境当中,还是在顺境当中,你的写作资源要非常丰富。你要善于开掘写作资源。过去我们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虽然我们给他从政治上平了反,但是他的文艺理论,他的创作,经常被人们遗忘。其实胡风有的理论,如他讲“处处有生活”,你说他是完全去反对特定的深入生活吗?未必是这样。像他的大徒弟路翎,也响应号召到抗美援朝前线去,是不是?他哪里不去深入生活,对不对?他也去参加“土改”,他没有抵制,而且从文字中体现出收获。但是,他们的理论就告诉你,比如说写作资源不是特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开掘出自己的写作资源。所以我现在的写作框架就是,我掘一口深井。我觉得我比较善于开掘,我总是能找到写作的资源,这和我掘一口深井有关系。我觉得胡风的“处处有生活”,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能源源不断地写出这么多的作品。

(来源:中国书报刊博览)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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