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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在线阅读:走出国门,新的疆域(二)

还有一个原因,恐怕是我从一开始就刻意将自己是“日本作家”的事束之高阁,与美国作家站在同一个擂台上。我自己寻觅译者,委托他们翻译,再亲自核对译文,然后将译成英文的稿件拿给代理,请她卖给出版社。如此一来,无论是代理还是出版社,都能按照对待美国作家的态度来对待我。也就是说,我不再是一个用外语写小说的外国作家,而是与美国作家站在同一个竞技场上,按照和他们相同的规则去竞技。我首先稳稳当当地设定了这样一个体系。

决定这么做,是因为与宾奇第一次见面时,她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无法受理不能用英语阅读的作品。”她要自己阅读作品,判断其价值,然后再开始工作。自己阅读不了的作品就算拿到手里,也无法开启工作。作为一个代理,这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决定先准备好足以令人信服的英文译本。

日本和欧洲的出版界人士常常说这样的话:“美国的出版社奉行商业主义,只关注销售业绩,不愿勤勤恳恳地培养作家。”虽然还说不上是反美情绪,却让人屡屡感受到对美式商业模式的反感(或缺乏好感)。的确,如果声称美国出版业根本没有这种情况,那当然是说谎。我就遇到过好几位美国作家,他们都抱怨说:“无论是代理还是出版社,书卖得好的时候把你捧上天,一旦卖不动了就冷若冰霜。”确实有这一面,但也并非只有这一面。我曾多次亲眼目睹过代理和出版社不计眼前得失,对称心的作品和看好的作家倾注全力。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个人的好恶和激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依我看,这种情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大致相同吧。

依我所见,不论在什么国家,愿意从事出版工作、想当编辑的人原本都是爱书人。就算在美国,一心只想大把赚钱大把花钱的人,大概也不会来出版业就职。那些人不是去华尔街(金融业),就是去麦迪逊大街(广告业)了。特殊例子另当别论,出版社的薪水一般都算不上高薪,因此在那里工作的人多少都有一种自负、一种气概:“我就是因为爱书,才从事这份工作的。”一旦有作品正合心意,就会不计得失,全心投入拼命工作。

我曾经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和波士顿)住过一段时间,与宾奇、盖瑞和萨尼有些私交,关系亲密起来。大家分住异地,相隔遥远,但长年累月地一起共事,还是会时不时见面闲聊,一起吃饭。这种情况在哪个国家都一样。把一切托付给代理,几乎从不和责编见面,抛下一句“这个嘛,你们看着办好了”,这种全部推给人家的态度,会导致原本应该顺利运转的东西都转不动了。当然,假如作品有绝对的实力,那倒也无所谓。不过平心而论,我没有那般自信,再加上天生的秉性,不论什么事,“只要自己能做到,就尽量自己去做”,所以尽可能亲力亲为。在日本出道时曾经做过的事情,再到美国重新来一遍。四十几岁的人,竟又一次重新回归到“新人状态”。

我如此积极地开拓美国市场,很大原因就是此前在日本遇到过种种不太开心的事儿,让我切身感受到“就这样在日本拖拖沓沓地混日子,也不是办法”。当时正值所谓“泡沫经济时代”,要在日本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生活下去,也并非什么艰难的事。日本人口超过一亿,几乎全都能阅读日语,也就是说基础阅读人口相当多。再加上日本经济势头雄劲,令世人瞠目结舌,出版界也呈现出一片盛况。股票只升不降,房地产价格高涨,世间钱多得要溢出来,新杂志接连不断地创刊,杂志想要多少广告就有多少广告送上门来。作为写作的人,最不缺的就是稿约。当时还有许许多多“美味诱人的工作”。甚至曾经有过这样的约稿:“这地球上不管什么地方,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经费您想花多少就花多少,游记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先生向我发出奢华的邀请:“上次我在法国买了一座城堡,您在那儿住个一年半载,优哉游哉地写小说怎么样?”(这两个提案我都礼貌地拒绝了。)如今回想起来,那简直是个难以置信的时代。即使堪称小说家主食的小说销路欠佳,单凭这种美味诱人的“小菜”就足以生活下去了。

然而,对于眼看将年届四十(也就是处于作家至关重要的时期)的我来说,这却不是值得欢欣的环境。有个词儿叫“人心浮动”,就是这样,整个社会闹哄哄的,浮躁不安,开口三句离不开钱,根本不是能安心静坐、精打细磨地写长篇小说的氛围。待在这种地方,也许不知不觉就被宠坏了——这样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强烈。我想把自己放进更紧张一点的环境中,开拓新的疆域,尝试新的可能性。我开始萌生出这样的念头,所以在八十年代后半期离开了日本,生活的中心转移到了外国。那是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出版之后。

还有一点,在日本,针对我的作品和我个人的压力相当大。我的基本观点是:“反正是有缺陷的人写的有缺陷的小说,不管人家说什么都无可奈何。”实际上也是从不介意、我行我素。但当时毕竟年轻气盛,听见这种批判,便屡屡感觉:“这话说得岂不是太不公道了?”甚至连私生活领域也遭受践踏,家人也被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还受到过人身攻击。为什么非得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不可?我与其说心生不快,更多的是感到不可思议。

如今再回过头看看,我觉到那很可能是同时代的日本文学界人士(作家、评论家、编辑等)对挫折感的发泄,是“文艺界”对所谓主流派纯文学急速失去存在感与影响力的不满和郁闷。也就是说,范式转移正在眼前徐徐展开。然而在业界人士看来,这种堆芯熔毁式的文化状况是可悲可叹的,同时又是不能容忍的。许多人恐怕把我写的东西或我的存在看作“损害和破坏理想状态的元凶之一”,就像白细胞攻击病毒一般,试图加以排斥——我有这种感觉。我自己倒是在琢磨:“如果能被我这种人破坏掉,只怕还是被破坏的一方有问题吧。”

“说来说去,村上春树写的东西,无非是外国文学的翻版,这种东西最多只能在日本通行。”时常有人说这样的话。我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是什么“外国文学的翻版”,还自以为在积极追求和摸索日语这种工具的可能性。“既然这么说,那我何不去试一试,看看我的作品在外国究竟能不能通行。”老实说,也不是没有这种挑战的念头。我绝不是不服输的性格,却也有股倔劲儿,对无法信服的事情非要探究到底。
而且,如果能以外国为中心展开活动,也可以减少与日本这纠缠不清的文艺界发生关联的必要。不管人家说什么,置若罔闻就是了。对我来说,这也成了打算“去海外打拼一番”的重要原因。想起来,在日本国内遭到抨击,倒成了挺进海外的契机,也许被人诋毁反倒是一种幸运。无论在哪个世界都是如此,再没有比“捧杀”更可怕的东西了。

在外国出书最令我高兴的事,是有很多人(读者或评论家)说:“总之村上的作品很有原创性,和别的作家写的小说都不一样。”不管给不给作品好评,认为“这个人的风格和其他作家截然不同”的意见还是占大多数,与在日本受到的评价大相径庭,这真令人欣慰。认定是原创,认定我有自己的风格,对我就是胜过一切的赞美。

然而,当我的作品开始在海外热卖,或者说当大家得知我的作品开始在海外热卖后,日本国内又有人说话了:“村上春树的书在海外卖得好,是因为他的文章容易翻译,他的故事外国人也容易看得懂。”我稍稍有些惊愕:“这么一来,不是和原先说的恰恰相反吗?”唉,真是没办法。只好相信这世上总有一些人,专会见风使舵,毫无根据地满口胡言。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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