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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在线阅读:走出国门,新的疆域(三)

大体说来,小说这东西是从内心世界自然而然喷涌出来的,并不是出于战略考虑,可以像走马灯似的改来改去的玩意儿,也不能先做点市场调查,再视其结果刻意改写内容。就算可以这样做,从如此肤浅之处产生的作品,也不可能获得众多的读者。纵然一时受到欢迎,这样的作品和作家也不会持久,大概无须多久就会被人们忘却。亚伯拉罕·林肯留下这样一句话:“你能在某些时刻欺骗所有的人,也能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所有的人。”我觉得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小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要由时间来证明的事物,只能由时间来证明的事物。

言归正传。

由大型出版社克诺夫推出单行本,再由其子公司Vintage发售平装书,随着耗时费心地排兵布阵,我的作品在美国国内销量稳步上升。一有新作问世,就能稳稳地挤进波士顿和旧金山城市报纸的畅销书排行榜前几位。就是说,与日本的情况大抵相同,我的书一出版就买来看的读者阶层也在美国形成了。

于是二○○○年之后,用作品来说就是从《海边的卡夫卡》(在美国于二○○五年出版)开始,我的新作在《纽约时报》全美畅销书单上崭露头角(虽然是从最末席起步),这意味着不仅仅在东海岸和西海岸那些自由倾向强烈的大都市,包括内陆区域,我的小说风格在全美范围内逐渐被大家接受。《1Q84》(二○一一年)位列畅销书排行榜(虚构类·精装书)第二名,《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二○一四年)位列第一。不过走到这一步,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岁月。并非一击必杀、华丽夺标,我感觉还是靠一部部作品稳步积累,最后终于巩固了地盘。与之相伴,平装版的旧作也开始活跃起来。一个理想的走势业已形成。

不过在最初阶段,相比美国国内的动向,我的作品在欧洲市场上发行量的增长更为醒目。将纽约置于海外出版的中枢,好像与欧洲销量的上升大有关系。这是我未曾预料到的发展。老实说,我没想到纽约这个中枢的意义竟如此之大。对我来说,只是因为“英语还能读通”这个理由,以及碰巧住在美国,姑且将美国设定为主场而已。

对亚洲以外的国家,我有这样的印象:首先星火燎原的是俄罗斯和东欧,然后徐徐西进,移至西欧。那是九十年代后半期的事。委实令我惊讶的是,我听说俄罗斯的畅销书排行榜前十位,曾有大约一半被我的书占据。

这说到底不过是个人的印象,如果要我拿出确凿的根据和例证来,那就让人为难了,不过查对历史年表回顾一番,我感觉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看到一种倾向,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盘发生巨大动摇(或变革)之后,我的书就会在那里被广泛地阅读。我的书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开始热销,是在共产主义体制发生崩溃这一巨大的地盘变化之后。此前看似牢不可破的执政体制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希望与不安杂糅交织的“柔软的混沌”一步步逼上前来。或许是在这种价值观转换的状态下,我提供的故事急速地带上了一种崭新而自然的现实感。

另外,阻断东西柏林的柏林墙戏剧性地倒塌,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后不久,我的小说在德国好像慢慢开始被人们阅读了。当然,这或许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我想,社会基盘和结构的巨变会对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感产生强烈影响,人们追求改变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自然现象。现实社会的现实感与故事世界的现实感,在人们的灵魂之中(或者无意识之中)难免一脉相通。不管身处怎样的时代,当发生重大事件、社会现实出现巨大变化时,它就会像寻求佐证一般,要求故事的现实感发生变换。

故事原本就是作为现实的隐喻而存在的东西,人们为了追上周围不断变动的现实体系,或者说为了不被从中甩落下来,就需要把新的故事,即新的隐喻体系安置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需要将这两个体系(现实体系和隐喻体系)巧妙地连接起来,换言之,就是让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互沟通、相互调整,才能勉强接受不确定的现实,保持头脑清醒。我小说中故事世界的现实感,可能碰巧作为这种调节的齿轮,发挥了全球性的功能——我不无这样的感觉。好像又在重复前言,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感受,然而倒未必荒诞不经。

这么考虑的话,我甚至觉得与欧美社会相比,日本只怕在更早的阶段,就把这种总体性的滑坡当作不言自明的现象自然而然地察知了。因为我的小说比欧美更早,在日本得到了(至少是普通读者的)积极接受。在中国、韩国及台湾地区或许也是这样。除了日本以外,中国、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读者们很早就开始(从我在美国和欧洲获得认可之前)积极地接受和阅读我的作品了。

说不定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先于欧美,社会性的滑坡在人们中间就开始具有现实意义了。这并非欧美式的“发生某种事件”般的急剧社会变动,而是费时耗日、相对平缓的滑坡。也就是说,在追求急速增长的亚洲地区,社会性滑坡不是突发事件,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或许是恒久的持续状态。

当然,如此简单地断言大概有点勉强,其中肯定还有种种因素。然而亚洲各国读者对我小说的反应,与欧美各国读者似乎可以看出不少差异,这也是确凿的事实。我想大部分可以归结于对“滑坡”的认识和应对上的差异。再多说一句,在日本与亚洲各国,理应先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只怕在正确的意义上并不曾存在过。换句话说,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逻辑上大概不如欧美那般泾渭分明。话题扩展到这一步未免太广,还是另找机会再说吧。

此外,能在欧美各国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想与遇到几位优秀的翻译家有莫大的关系。首先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位叫阿尔弗雷德·伯恩鲍姆的腼腆的美国青年找到了我,说是很喜欢我的作品,选译了几个短篇,问我可不可以。结果就变成“好呀,拜托啦”。这些译稿越聚越多,虽然费时耗日,但几年后却成了进军《纽约客》的契机。《寻羊冒险记》和《舞!舞!舞!》也是由阿尔弗雷德为讲谈社国际翻译的。阿尔弗雷德是位非常能干、热情洋溢的翻译家,如果不是他来找我、提起这个话题,那时我压根儿就想不到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因为我觉得自己远远没有达到那个水准。

之后,我受到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前往美国居住,遇到了杰伊·鲁宾。他当时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教授,后来转到哈佛大学任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因翻译夏目漱石的几部作品闻名遐迩。他也对我的作品很感兴趣,对我说:“可能的话想翻译一些,有机会就请招呼一声。”我便说:“先译几篇你喜欢的短篇小说如何?”他选译了几篇作品,译得非常棒。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和阿尔弗雷德选中的作品完全不同。二者不可思议地毫无冲突。我当时深深感觉到,拥有多位译者原来事关重大嘛。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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