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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托尔 · 法朗士:在左拉墓前的演说

风格几乎是无意识的。我知道自己试图做的事,却不大知道究竟做成了什么事。当代的抒情诗,即使是那些打动我的诗,如《激流的奥秘》、《多洛斯》,也显得过于冗长;然而爱尔兰人对急流的喜爱也许不过是一种不痛不痒的表现,但倘若彭斯读了汤姆逊和柯珀的诗作,也说不定会有同样的感受。英国人的头脑是善于思考的,丰富周密的;它也许能记住泰晤士山谷。我打算写短小精悍的抒情诗或诗剧,其中的每一段言词将是精练而又紧凑的,由戏剧性的张力糅合在一起;我怀着更加坚定的信心这样去做了,因为英国的青年诗人在当时的危急时刻是凭着情感写作的,但是他们那传统的、行动迟缓的思维几乎立即又恢复了。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的诗歌追随了我开创的风格,而我却竭力使诗歌的语言与激情洋溢的、正常的言语相一致。我想用我们自言自语时使用的那种语言来写作。正如我对待我们的生活或任何生活中的事件那样,因为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暂时看到自己。有时,我把自己与贫民窟里的疯老太婆相比,我听过她们咒骂人和回忆往事时说的话。“你好大的胆子,”我听到过一个老太婆这样说起某个想象中的求爱者,“瞧你这副病像,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假如我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她们也许会怒气冲冲,又粗野庸俗。我只是在好久以后,才形成了自己喜爱的语言风格。我开始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是大约20年前的事,当时我发现,我必须寻找的不是华兹华斯所认为的那种常人使用的词语,而是一种气势磅礴、热情奔放的词句,是句点与诗节的完全一致。因为需要一种热情奔放的句法来表现热情洋溢的主题,我便迫使自己接受了与语言共同发展起来的传统韵律。

艾兹拉庞德、特纳、劳伦斯的自由诗令人赞叹,可我却写不出来。我常常失去自我,成为郁郁不快的人,就像那些疯老太婆一样。在翻译者仍然为节奏犯愁的时代,《圣经》的翻译者,托马斯布朗爵士,某些从事希腊语翻译的译者,创造出了一种介乎散文体和诗歌体之间的形式,这种形式对于非个人的冥思似乎是颇为自然的;但是一切属于个人的东西瞬即就会迂腐,它必须放在冰块或盐块中。一次,我因生肺炎而处于一种神志昏迷状态,我口授了一封写给乔治摩尔的信,告诉他要食盐,因为盐是永恒的象征。当我神智清醒后,就记不清那封信的内容了。不过我准是表达了现在说的那种意思。假如我在抒写个人爱情或悲伤时使用自由诗的形式,或使用在其一切词态变化中不使内容发生变化的任何节奏,我就会充溢着自我蔑视,因为我自高自大,莽撞轻率,因而可预料到读者会不感兴趣。我必须选用一种传统的诗节,即使我有所改动,也必须让人看出是传统的那种诗节。于是,我把自己的情感赋予牧羊人,放牧者,赶骆驼者,学者,弥尔顿派的柏拉图主义者或雪莱派的柏拉图主义者,以及帕尔玛画的高塔。如果你与我谈起独创性,我就会对你大发雷霆。我是一大群人,又是个孤独的人,我什么也算不上。古老的盐是最理想的保鲜物。莎士比亚剧中主人公通过外貌,或通过形式玄妙的台词,向我们传达了他们那突然开阔的视野。传达了他们在走向死亡时的狂喜:“她从此就该离开人世了”、“成千上万次吻,这可怜的最后一次”、“让你暂时与幸福分手吧”。他们变成了上帝或女神,鹈鹕。“我怀里的婴儿”,但一切都一定是冷冰冰的;没有哪位演员在扮演克莉奥帕特拉时哭泣过,即使是头脑浅薄的舞台监督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事。超自然之物出现了,冷风吹拂过我们的双手,吹拂在我们脸上,温度下降,而且因为这种冷酷,我们遭到了新闻记者和低级戏客的憎恨。这样或那样的事件中也许蕴含着令人痛心的悲剧,然而整个剧作中却毫无悲剧的气氛。我曾听到格莱戈里夫人在拒绝上演一部送到阿贝剧院的现代剧时说:“悲剧对于死者来说必须是件快乐的事。”这对于抒情诗、歌谣、叙事诗来说也并无二致,无论是学者还是公众,他们一代代地歌唱或诵读一部作品,并不是因为其中包含着痛苦。他们为其悲剧而歌唱的女嫔相必须以永恒的形式从历史中解脱出来,她是四位玛莉中的一个,节奏既古老而又熟悉,想象必须翩翩起舞,必须超越情感,进入原始的冰冻中。使用“冰”这个词恰当吗?一次,我学着父亲写来的信中的一句话夸口说,我要写一首“如同拂晓那样寒冷而又热烈的”诗。

我用无韵体做诗,感到颇不满意。我的《凯斯琳伯爵夫人》稍带有中世纪色彩,刚好适合这种韵律,但我们的英雄时代在《绿头盔》的谣曲节奏里则更胜一筹,这或许是我自己的设想吧。有些我在戴尔德拉和卡丘莱思身上感受到的东西,这些东西摒弃了文艺复兴及其特有的韵律;我在舞蹈剧中创造出一种以抒情节奏改变无韵诗的形式,主要理由就在于此。当我用无韵体诗来表达并分析自己的种种情感时,我就站在这一个历史时刻,这时本能及其传统的歌舞以及总的和谐便成了过去的往事。我虽已被抛出鲸鱼的腹外,但仍然记得其肋骨外边传来的声音和摆动,就像保罗福特的谣曲中的女王一样,我嗅到了海鱼的气味。诗歌的对位结构,用罗伯特布里奇使用的措词来说,使过去和现在融为一体……使我和我的听众为之动情的是一种生动活泼的语言,它没有任何规律,只是绝不能驱除这种幽灵般的声音。我在受到启示的时刻,既头脑清醒又昏昏入睡,在感情自我放纵时又有着自制力;这时没有韵脚,没有敲鼓的回声和舞步的回声,因为那些东西会扰乱我内心的平衡。孩提时有一次跳舞,我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行优美的诗句:“他们用双手想抓住天空的睡眠”。倘若我坐下来思考一年,我就会发现,要不是由于某种音节的限制,以及对某种省略的抛弃或接受,我就非得醒着,要么就睡着不可。

凯斯琳伯爵夫人能以一种被我放松了的无韵诗来表达,这种诗体是为她的需要而用的,几乎快要让我搞得不协调了,因为我把她当作是中世纪的人物,因而把她同总的欧洲运动联系在一起了。戴尔德拉和卡丘莱恩以及爱尔兰传说中的其他人物仍然遗留在鲸鱼的腹中。

(摘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随笔精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毛信德,朱隽 主编,顾明栋 译)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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