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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 · 托马斯 · 曼: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

宛如一束光,他骤然熄灭;如闪雷劈顶,电光映着我们惨白的脸。

您拍来电报,让我写几行有关您和我们尊贵的死者的话,为评论他功过是非的追悼会写一篇文章,一篇悼词,我恐怕很难胜任。我的心盈满泪水,泣不成声,我的思绪深深地沉浸并消融于生与死、命运和友谊的无垠的情感中,难以驾驭。现在许多支笔都在书写对他的崇敬。自昨日,我渐渐相信并且明白了这个大自然和生命在茫然的时刻都拒绝接受的事实后,我除了那些有关他,有关这个已离去的时代的兄弟的文章,那些报道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文章,那些由他儿子撰写的描述过另一个人的行动及其父亲的情况的文章外,不想再看任何别的东西。

我划出了报纸上莱茵蒙特纯真明理的文字,反复阅读:“我的父亲生于另一时代。战争改变了很多观念,他很难熟悉适应。他的工作方法似乎也与今日时代的要求不同。他曾经同我谈论为莱茵哈特写的剧本,类似歌舞剧。他在写作之前,就力求使每个角色先在心里酝酿完善。我曾试图说服他,把写作当作一般的日常工作轻松地对待,加快写作,而他却不愿理解我的意思。他对任何事情都是超乎寻常的严肃认真……”新的人走新的世界,这就是他们,他们与我们相像,因为是我们把他们带入了人世,他们友好地议论我们,并且看出我们属于另一个时代。他们试图劝说我们天真一些,这是他们的好意,但我们却不可教矣!–要“迅速”为亡者撰写一篇祭文,使我感到诚惶诚恐,力不从心,这也是一个明证。

“战争改变了很多观念,他很难熟悉适应。”几个星期前,他最后一次来我这里。那时,他刚做完汽车旅行由意大利归来,精疲力竭,患了感冒,已在旅馆里躺了几天。从他的外表看得出,他似乎苍老了,头发变白了,脸色也不佳。但是他整个的人却洋溢着热情、亲切和优雅的气质,使人并不因为他的外表而产生忧虑,相反使我记起了与他的第一次会晤:二十多年前,我在罗道恩拜访了他。从他的住所可以眺望花园广场,于此他写下了《埃勒克特拉》。在他家那舞台布景般华丽的巴洛克风格的客厅里,我第一次领略了他言谈的魅力。维也纳古老、温和、可爱,本来它的氛围就已经吸引了我,感动了我这个落户于富有乡土气息的慕尼黑的北德人的心,它的文化集中表现在他们诗人的身上,这更加使我着魔。我同他共度时光,并肩走过他的土地。他在书房里为我朗诵喜剧初稿片断,这里陈放着一尊令我叹为观止的传神的石膏头像。这是我们的初次会面。我的家人可以证实我当时的愉快的心情。自此以后,我们书信来往,几乎每年都轮流在慕尼黑和萨尔茨堡会晤,建立了精神和人际的关系,如今,这种关系消失于永恒之中。难道我能估计这种关系的价值吗?只要人的生命是血肉之躯,那么人对生命的估价就是未知之谜。物质阻挡了我们通向永恒的视野,这是何其可悲而奇特。我们的想象力远不能够或者它本身就不支持我们,让我们在死亡之光中看到尘世,而只有这光才能使我们认识尘世的价值。我不曾想到,霍夫曼斯塔尔的去世会给我带来这样大的痛苦,但是我完全明白,是什么引导我们同路,是什么将我们数十年连接在一起。“友谊”一词今天需要得到承认。死亡使我明智,尽管我们的出生、身世和生活环境迥异,当我提到兄弟之情和我们相似的命运时,我要说出实话,如果我们之间更少一些“困难”该有多好。

现在谈谈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吧一不过生活的阻碍使人预见不到那就是最后的一次,生活掩盖了真相,将感情和感情的表露藏于身后–我们与女士们坐在一起聊天。我们谈到德国,德国的大师,谈到我们民族与政治的关系,谈到政治这种外在因素给民族心灵带来的裂痕和痛苦的仇恨,还谈到15年来,我们40岁以后,时代向德国人在学习能力和愿望方面提出的过分苛刻的要求。是他首先愿意谈论这些话题的。在此我不敢恭维他的对话,因为这容易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我自诩是他一位尊贵的对话者。我像以前一样凝神倾听。他很善于在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就抓住一闪而过的想法,将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他的这种方式使谈话获得了梦幻般轻柔,尽兴却又恰到好处的成功。但是在谈话所涉及的、讨论的和匆匆提到的具体的心理上的东西的背后却隐藏着他个人的经历,虽然这种经历和许多人一样。这是大战前已经形成思想的一代人的命运,是大战爆发时已经40岁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15年来,每个人的心灵和大脑(指肉体的)都受到残酷的苛刻的要求。在我们命运的背后是对这要求难以言表的思考。某些单薄的体质就经受不了,它们也许在和平环境中还能存在下去。我们看到周围远近的人们身体日渐消瘦,脸色日益苍白,看到的是神情恍惚和精神麻木的断念。不再有能力一道前行,只能停立路旁。现在,这个最敏感最丰富的精细的大脑,这个宝贵的存在,世界、宇宙、秩序和“君主政体”都匍匐其下,时代的骚乱,奴性般的新奇和青春向它奔涌而去,毫无疑问它是生命,是以全部的生命权力塑造的生命,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探讨,当然应该有意识地超越自我和时代。《塔》是一首表达了哀怨和混乱的诗,他热爱这首诗如同热爱他的命运,它是霍夫曼斯塔尔与新事物、与变革和青春奋斗的纪念碑。作为他的血与肉,在他身旁的年轻人,却无法胜任奥地利化,他不能天真地经受时代的爵士乐的考验。这是他的罪吗?“上天的主啊”,人们听到他发问,“也许我本不该为人之父,不该养育儿子?”当“老者”觉得“很难熟悉适应”以英雄般的壮美和尊严完成了义务的时候,他身边绝望的青年却向头部射入了一颗子弹,于是宝贵头颅中变得僵硬的血管崩裂,那父亲–出色的诗人–在痛苦和恐惧中,无言地走向毁灭。

泪水–泪水。

(摘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随笔精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毛信德,朱隽 主编,唐文平 译)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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