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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谈写作》在线阅读:文以载道

中国古代学者能文者多,换句话说,学者同时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则颇少。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由不得你不承认。可是,如果想追问其原因,则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过去中国有“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说法。抛开众多注释家的注释不谈,一般人对这两个说法的理解是,所谓“志”是自己内心的活动,多半与感情有关,“言志”就是抒发自己的感情,抒发形式则既可以用诗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叙事抒情的散文。所谓“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归入此类。而“载道”则颇与此有别。“道”者,多为别人之“道”。古人所谓“代圣人立言”者,立的是圣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与圣道有违,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人总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发的。即使是以传承道统自命的人,他们写文章首先当然是载道,但也不免要抒发感情。我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唐代韩愈以继承孔子道统自命;但是,不但他写的诗是抒发感情的,连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顾名思义,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谁能说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认是专以载道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写的许多诗歌,淳朴简明,蕴涵深厚,公认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千载传诵。连孔门都注重辞令修饰,讲甚么言之无文,行之不达。可见文与道有时候是极难区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学问分为三类:义理、辞章、考据。他们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这是他们的最高标准或理想。然而事实怎样呢?对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谓“辞章”,学者毁誉参半。我在这里姑不细论。专谈他们的义理和考据,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凤毛麟角。较之唐宋时代的韩愈、朱熹等等,虽不能说有天渊之别,其距离盖亦悬殊矣。
  
到了今天,学科门类愈益繁多,新知识濒于爆炸,文人学士不像从前的人那样有余裕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他们很多人也忙于载道。载的当然不会像古代那样是孔孟之道,而只能是近代外国圣人和当今中国圣人之道,如临深履薄,唯恐跨越雷池一步,致遭重谴。可以想象,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有文采的,也不敢有文采的。其他不以载道为专业的学者,写文章也往往不注意修辞,没有多少文采。有个别自命为作家的人,不甚读书,又偏爱在辞藻上下“苦”功夫,结果是,写出来的文章流光溢彩,但不知所云,如八宝楼台,拆散开来,不成片段。有的词句,由于生制硬造,佶屈聱牙,介于通与不通之间。
  
中国当前文坛和学坛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我的看法,不敢说毫无偏颇之处,唯愿读者谅之。
  
郭伟川先生,出自名家大师门下,学有素养,又是一个有心人。他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今年计划中,想出版《着名学者散文精选》一书。所以专取学者文,盖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真正能文者如凤毛麟角,所谓罕而见珍也。而文得学养,则盖见深度,可臻文质并茂之境。此则一般文章家未必能至者,亦足成学者文之特色也。”这一段话虽不长,但对写文章与学术研究之关系,说得极为透彻而又深刻,十分敬佩。伟川先生镶拙文滥竽其中,既感且愧。他索序于我,敢不应命,因略述鄙见如上。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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