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在线阅读

《季羡林谈写作》在线阅读:记者要讲真话

记者这个行当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到了近代,出现了报纸和杂志,记者才能出现。
  
我没有读过《新闻学概论》一类的书籍,不知道怎样给“记者”下定义。
  
查一查词典,上面写的是“通讯社、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采访新闻和写通讯报道的专职人员”。我个人觉得,这样写未免有点太实了,我想把它抽象化一点,写得虚一点。我认为,记者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官员和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的作用是传递信息,增强人们间、特别是政府与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以便向着一个目标共同前进。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官员们制定对内、对外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一定都立即为人民所理解。这里就需要记者的中介,他们应该比一般老百姓站得高,看得远,他们要启迪群众,教育群众。这样一来,记者的重要作用就昭然若揭了。
  
在中国古代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笼罩下,最高统治者所施行的政策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只能“由之”,而不能“知之”。看来老百姓也没有“知”的愿望,他们只是“顺帝之则”,只要能活下去,就心满意足了。皇帝老爷子也设有充当花瓶的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们记的言和事,大概都是报喜不报忧,换句话说,就是只讲谎言,不讲实话。
  
否则脑袋就会不稳。我在上面说的“花瓶”,不是给老百姓看的,他们没有这个资格,意想中的观者上有天老爷、皇帝的老子,下有后世的子孙万代。
  
在普遍说谎的情况下,倘有一个说了点实话,他就会立即成为名人,先秦时代晋国的董狐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名垂青史,一直到现在,还常有人提到他。董狐当然不是记者,但在某一点上,他有与记者共同之处。
  
到了近代,中国也有了报纸,因而也有了记者。同社会上其他职业阶层一样,新闻记者也不会是一模一样的,而是五花八门的。如果拿说真话和说假话来作一个标准来区分记者的话,我觉得约略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敢说切中要害的真话的记者,这是极少数;第二类,真话假话都说的记者,真话假话都由于认识的水平而决定,真话也都是不痛不痒的,这是大多数;第三类,只说假话的记者,这也是极少数。第一类会冒极大的风险,甚至能丢掉性命。民国初期的邵飘萍和林白水是典型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反右时期,有几位知名的记者被划为右派,又是一些例证。第二类,特别是第三类,比较安全。然而他们对人民有什么用处呢?他们能教育人民、启迪人民吗?
  
我在上面说了很多真话和假话。作者在《自序》中也提到了他的老师乔冠华教导他不说假话。我觉得,在这里,必须对真话和假话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但仍然难免笼统的界定。顾名思义,真话或者实话就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反之就是假话,看起来十分简单明了。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实际情况的真相并不是容易求索的。只能根据自己求索的水平来讲话,这就算是真话了。这里面还有一个个人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的问题。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后期夸大风吹满神州大地的时候,有人说,一亩地可以产十万斤粮食。这当然不是实际情况,但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亩产量扶摇直上。报纸和记者也不甘落后,大肆报道。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我这个人不是什么天才,也绝不是傻瓜。我当时相信不疑。如果我是一个记者,根据我的理解水平,我会如实地报道。我自信说的是真话。但是,这种真话符合实际情况吗?可是在我主观想法上,它绝不是假话。这样一来,真话和假话拿什么标准来界定呢?
  
我在上面仅仅举了一个事例,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来。我只好请求读者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了。
  
真话和假话的标准对一个记者来说是如此地重要,而真话和假话的区分有时又会如此地难,这就对记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记者们必须具有极高的睿智,极大的辨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明辨是非。他们还必须具有极大的勇气,只有这样才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具有了这两个条件,下笔必有新意,才能有所依附,一枚带情的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说真话和说假话,心里才会有了底儿。我们过去和现在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记者,未来所需要的仍然会是这样的记者。这样的记者是我们人民群众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是真正的记者。真正的记者有福了!
  
张颜兄裒其旧所为文为一集,名之曰《记者无悔》索序于我,我对于记者这一行当所知不多,这真给我出了难题,言之无物,却之不恭。谨搜索枯肠,写成了上面这一些话。这简直等于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文。尚望张颜兄有以教我。
  
2001年3月10日

责任编辑: 韦海生

本站文章均标明作者或出处,仅供个人学习之用,如有侵权,请在下方留言,我将尽快删除。

热门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