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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谈写作》在线阅读: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自己也是一个喜欢舞笔弄墨的人,常常写点所谓散文。古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我也并不能例外。但是有一点差堪自慰的是,我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我并不认为自己所有的文章都好。大概估算起来,我喜欢的只不过有十分之一左右而已。为什么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呢?是好是坏自己什么时候才知道呢?自己喜欢的同读者喜欢的是否完全一致呢?这是每一个写文章的人都会碰到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举一篇散文:《春归燕园》来说明一下。
  
这是一篇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是在1978年秋末冬初写成的。为了说明问题,必须回到16年前去。在这一年春天,我写了一篇《春满燕园》。这一篇短文刊出后,获得了意料之中的又似乎出乎意料的好评和强烈的反应。
  
我的学生写信给我,称赞这一篇东西。许多中学和大学课本中选了它当教材。以后有几年的时间,每年秋天招待新生入学时,好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中学里读过这篇东西。
  
这一篇东西是在什么心情支配下写成的呢?
  
这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从1957年所谓反右开始,极“左”的思潮支配一切,而且是越来越“左”。在那以后两年内,拔白旗、反右倾,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同时浮夸风大肆猖獗。关于粮食产量,夸大到惊人的程度,而且还号召大家迎接共产主义的来临。接着来的是无情的惩罚:
  
三年饥馑。我不愿意用“自然灾害”这个常用的词,明明绝大部分是人为的浮夸风造成的灾害,完全推到自然身上,是不公正的。到了1962年,人们的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政策改变了一点,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开始有点落实。广州会议,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脱帽加冕的讲话像是一阵和煦的春风,吹到了知识分子心坎里。知识分子仿佛久旱逢甘霖,仿佛是在狂风暴雨之后雨过天晴,心里感到异常的喜悦,觉得我们国家前途光明,个个如处春风化雨之中。
  
我算是知识分子之一,这种春风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的灵魂深处萌动、扩散,让我感到空前地温暖。这一年春天我招待外宾的任务特别繁重,每隔几天,总要到北大临湖轩去一趟。当时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张水墨印的郑板桥的竹子,上面题着一首诗:

日日红桥斗酒卮
家家桃李艳芳姿
闭门只是栽兰竹
留得春光过四时

我非常喜欢这最后两句诗。我有时到早了,外宾还没有来,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细味诗意,悠然神往,觉得真是春色满寰宇,和风吹万里。而且这个春光还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我又想到天天早晨在校园里看到学生读书的情景,结果情与景会,有动于衷,就写成了那一篇《春满燕园》。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东西,一写出来,我就知道,我个人感觉,它的优点就在一个“真”字。
  
但是,还没有等我的喜悦之情消逝,社会上又开始折腾起来了。“极左”的东西又开始抬头。到了1966年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悲剧:所谓“文化大革命”。有不小的一部分人,人类的理智丧尽了,荒谬绝伦的思想方式和逻辑推理主宰了一切,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糟粕;深文周纳、断章取义、造谣污蔑、罗织诬罔的刀笔吏习气成了正统。古人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不知道是哪一个“天才”(更确切地说是绝大的蠢材)发明了,只要是“春”字就代表的是资本主义。春天是万物萌生的时期,喜欢而且歌颂春天是人类正常的感情,现在却视“春天”为蛇蝎,可见这一场“革命”违背人情,扰乱天理到了什么程度!谁要是歌颂春天,谁就是歌颂资本主义。谁要是希望春光常在,谁就是想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不但歌颂了春天,而且还要“春满燕园”,还要春光永在,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胆大包天,胡作非为,十恶不赦。1966年6月4日我从“四清”的基地奉召回到北大参加“革命”。第一张批判我的大字报,就是批判《春满燕园》的,内容是我上面说的这一些。

我当时的政治觉悟是非常低的,我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使是这样,当我看到这一份大字报的时候,我心里真是觉得十分别扭,仿佛吃了一肚子苍蝇似的,直想作呕。为什么最美好的季节春天竟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呢?我那一篇短文的“罪状”还不仅仅是这一点。我里面提到学生的晨读。在“英雄们”的词汇中,这叫做“业务挂帅”、“智育第一”,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我也完全不能理解,学校之所以要开办,就是让人们来念书,来研究,在学校里为什么一提倡念书就成了修正主义呢?我站在那里看大字报,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得“哼”了一声。然而就是这发生在十分之一秒钟内的一“哼”,也没有逃过“革命小将”的注意,他们给我记下了一笔账,把这一“哼”转变为继续批判我的弹药。我这个人属于“死不改悔”那一类。等到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着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的时候,我的罪名就更多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使用的帽子,几乎都给我戴上。从那以后,经过了上百次的批斗,我的罪名多如牛毛,但是宣传资本主义复辟和业务挂帅成了药中的甘草,哪一次批斗也缺不了它。
  
以后是漫长的黑暗的十年。在这期间,我饱经忧患,深深地体会到古人所谓世态炎凉的情况,我几乎成了一个印度式的“不可接触者”。我在牛棚里住过八个月,放出来后,扫过厕所,掏过大粪,看过电话,当过门房,生活介于人与非人之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党员与非党员之间,人民与非人民之间,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间人物”,这样的人物我还没有在任何文学作品中读到过(印度神话中的陀商古也只能算是有近似之处),他是我们“史无前例的”什么“革命”制造成的,是我们的“发明创造”,对我们伟大的民族来说,是并不光彩的。这种滋味没有亲身尝过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我亲身尝过了,而且尝了几年之久,我总算是“不虚此生”了。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个伟大的作家能写上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把“中间人物”这个典型,描绘出来,这必然会大大地丰富世界文学。
  
我是不是完全绝望了呢?也不是的。有一度曾经绝望过,但不久就改变了主意。我只是迷惑不解,为什么有那么一些人,当然不是全体,竟然疯狂卑劣到比禽兽还要低的水平呢?
  
我说没有完全绝望,是针对全国而言的。对于我自己,我的希望已经不多。我常常想:我这一生算是玩完了。将来到农村里一个什么地方去劳动改造,以了此一生。但是对于我们国家,我眼前还有点光明,我痴心妄想,觉得这样一个民族绝不会就这样堕落下去。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我嘴里往往低声念着雪莱的诗:
  
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为了歌颂春天,吃够了苦头,但是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死硬派”,即使我处在“中间状态”,我想到的仍然是春天,不管多少“人”讨厌它,它总是每年一度来临大地,绝不迟到,更不请假。我仍然相信雪莱的话,我仍然相信,春天是会来到的。
  
到了1976年,晴天一声霹雳,“四人帮”垮台了。这一群人中败类终于成为人民的阶下囚。昔日炙手可热的威风一扫而尽。有道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男女老少拍手称快,买酒相庆。当时正是深秋时分,据说城里面卖螃蟹的人,把四个螃蟹用草绳拴在一起,三公一母。北京全城的酒,不管好坏,抢购一空。人人喜形于色,个个兴致勃勃。
  
我深深体会到,人心向背,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有过不少乐事,但像“四人帮”倒台时的快乐,我还没有经历过。我们的人民不一定都知道“四人帮”的内幕。但是他们那种倒行逆施,荒谬绝伦的行径,人民是看在眼里的。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许多谣言、流言或者传说,不一定都是事实,但是其中肯定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反映了人民的真实情绪。有一条古今中外普遍能应用的真理:人民不可侮。可惜,“四人帮”,同一切反动分子一样,是绝不可能理解这个真理的。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都难免最后的悲剧,其根源就在这里。
  
至于我自己,“四人帮”垮台的时候,我那种中间状态逐渐有所改变,但是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曾对我说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能从整个社会的气氛上,从人们对我的态度上,从人们逐渐有的笑容上,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有点变了,或者正在改变中。
  
从1976年一直到1978年,是我国从不安定团结慢慢到安定团结的过程。对我自己来说,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清除。我正处在从反革命到革命,从非党员到党员,从非人民到人民,从非人到人的非常缓慢转变的过程中,一句话,是我摆脱中间状态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流行着一句话,叫做“重新做人”,意思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等等,同旧我决裂变成新我,也可以说是从坏人向好人转变,也可以叫做迷途知返吧。我现在感到自己确实是重新做人了,但并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含义,而是我自己理解的含义。从不可接触者转变为可以接触者,从非人转变为一个人,我觉察到,一切都在急剧地变化着,过去的作威作福者下了台;过去的受压者抬起了头,人们对我的态度也从凉到炎。但也有过去打砸抢的所谓“革命小将”,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的接班人,我暗暗捏一把汗。
  
不管怎样,一切都变了。让我最高兴的是,我又有了恣意歌颂春天的权利,歌颂学生学习的权利,歌颂一切美好的东西的权利,总之一句话,一个正常人的权利。
  
这个权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舍弃,我那内心激荡的情绪也不允许我舍弃,我终于写成了《春归燕园》。
  
《春归燕园》是1978年深秋写成的。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是全国的气氛已经有了更大的改变。凭我的直觉,我感到春天真正来临了。
  
可是眼前真正的季节却是深秋。姹紫嫣红的景象早已绝迹,连“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天都已经过去,眼里看到的是黄叶满山,身上感到的是西风劲吹,耳朵里听到的是长空雁唳。但是我心中却溢满了春意。我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我有意再走一遍写《春满燕园》时走过的道路。我绕未名湖走了一周,看到男女大孩子们在黄叶林中,湖水岸边,认真地读着书,又能听到了琅琅的读书声,在湖光塔影中往复回荡。当年连湖光塔影也被贴上了荒谬绝伦的修正主义的标签,今天也恢复了名誉,显得更加美丽动人。我想到“四人帮”其性与人殊,凡是人间美好的东西,比如鲜花等等,他们都憎恨,有的简直令人难解。此时这一群丑类垮台了,人间又恢复了美好的面目。此时我心旷神怡,不但想到中国,而且想到世界;不但想到今天,而且想到未来,我走呀,走呀,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之慨。
  
我眼前的秋天一下子变为春天,“霜叶红于二月花”,大地春意盎然。我抑制不住,我要歌唱,我要高呼,我要跳跃,我要尽情地歌颂春天了。
  
我自己感觉到,写《春归燕园》时的激情要大大地超过写《春满燕园》时。其中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写《春满燕园》时,虽然已经尝了一点点苦头,但是总起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快乐大大超过苦恼。到了写《春归燕园》时,我可以说是已经饱经忧患,九死余生,突然又看到光明,看到阳关大道,其激情之昂扬,不是很自然的吗?
  
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出来的那几个问题,现在通过十几年我的两篇短文的命运,都完全得到了答复。我们喜欢写点东西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在酝酿阶段,自己大概都觉得文章一定会很好,左思右想,梦寐求之,心里思潮腾涌,越想越觉得美妙无穷,于是拿起笔来,把心里酝酿的东西写在纸上。在写的过程中,有的顺利,有的不顺利,有的甚至临时灵感一来,想到许多以前从没有想到的东西,所谓神来之笔,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吧。有的却正相反,原来想得很好,写起来却疙里疙瘩,文思涩滞。这样的文章写完了以后,自己绝不会喜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刚写完的文章,往往都觉得不错,有意放上几天之后,再拿出来一看,有的仍然觉得好,有的就觉得不怎么样。以上两篇文章都是属于当时自己觉得好的那一类。要问什么时候知道,我的答复是,一写出来就知道。写文章的人大概也都有这样的经验:
  
自己认为好的,读者也会认为是好的。换句话说,作者和读者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根据我的经验,恐怕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寸心之外,还有广大的人民之心,他们了解得更深刻、更细致、更客观、更可靠。
  
上面我虽然写了这样多,但我绝不是认为这两篇东西都是什么了不起的好文章。不说别人,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心里有一个文章的标准。我追求了一辈子这个标准,到现在还是没有达到。比如山色,远处看着很美妙,到了跟前,却仍然是平淡无奇。我虽已年过古稀,但追求的心不敢或弛。我希望我将来有朝一日能写出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
  
1986年7月29日于庐山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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