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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俄罗斯精神,一个十九世纪就足够了(上)

在外国读者眼中,“俄罗斯文学”是一个独立的存在,通常他们会承认:在上世纪中叶以及本世纪初,俄罗斯为世界贡献了大量伟大的散文家。而就同一问题,俄罗斯读者的看法会略有不同,即还应该提到一些诗人,他们的诗歌是不可译的。但这里我们首先指的是十九世纪那些灿若星辰的杰出作家。换言之,俄罗斯文学存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而且它受时代限制很大,所以外国读者把它视为某种完结之物,尽管它永远不会完结,这主要是因为,最近六十年以来,在苏联制度下涌现出典型的鄙俗文学。

我曾计算过,在俄罗斯自上世纪以来诞生的散文和诗歌当中,卓越的作品可以编成一套23000页的文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法国文学还是英国文学都不可能缩减到这种程度,它们的文学时代可以拉长,可以让我们列举出数以百计的伟大作品。除去中古时代的一部杰作后,令人惊奇的是,俄罗斯文学会乐于被上世纪的“圆瓶”所容纳,而现在残存的不过是一个可以提取精华的“小罐子”。对于这个没有任何文学传统的民族的文学创作而言,一个十九世纪就足够了,它不仅有自身独特的艺术价值,也有世界性的影响,除了数量上不能与英国、法国文学相提并论,它在任何方面都可以与这二者比肩,尽管这两个民族创作文学杰作的时间是那么久远。假如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整体灵魂没有提升到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甚至达到古老欧洲的水平,那么,审美价值在一个如此年轻的民族中爆发是绝无可能的。在我看来,上世纪俄罗斯文学还完全没有进入到西方对俄罗斯历史的理解框架之中。革命前自由思想发展这一问题被本世纪20-30年代发达的共产主义宣传彻底扭曲了,共产党员们授予自己启蒙俄罗斯的荣誉。但公正的说,在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时代,大部分俄罗斯人民仍处于“严寒”之中,贵族文学明亮的窗前慢慢降落的雪花被他们的窗帘遮住了。这种悲剧性的不相称的原因在于,纯净的欧洲文明被太过急切地引入到俄罗斯,而人们并不足够了解这个国家的灾难和无尽的受难者。但是,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或许也并非是另一个问题,描绘俄罗斯文学的全景,更确切地说,指出潜藏在艺术家灵魂中的力量可能是人,可以探索某种深层的激情,它寄身于所有真正的艺术当中,从艺术的永恒价值和复杂世界的苦难之间的裂隙中涌现出来。这个世界的或可谴责之处在于,它把文学视为某种奢侈品或是小玩意,尽管文学不可能成为时代的指南。

艺术家们可以心存慰藉的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他们并不会被强迫去写时代指南。根据这个相当局限的说法,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家。这是令人惊奇的:书籍会被查禁,作家遭受流放,书籍检查官是一些昏聩无能者,他们留着络腮胡子的皇帝甚至会亲自充当检查者和封禁者。但是苏联时代有了新发明:文学协会所有作家的创作都被迫在国家的授意下进行。在古俄罗斯,大量的反动官员确实有过这样的梦想,但这种情况从没出现过。决定论的坚定捍卫者或许会持反对态度,因为在民主的国家,杂志会对作者施以金钱压力,迫使他们只提供读者群所需要的作品。自然,在这些杂志与直接迫使作家写出符合政治方针的小说的国家警察之间,区别只在于施压的程度而已。但这是谎言,因为尽管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存在着大量因时而变的出版物和哲学体系,但国家授意作家如何写作,却只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做,这是本质区别。假如我,一个美国作家,写了一本反传统的小说,讲一个市的自由市民,他是一个幸福的无神论者,娶了一个同样是无神论者的漂亮女黑人,后者给他生了很多孩子,这些孩子是无思无虑的不可知论者,这个幸福的市民很长寿,他在106岁的时候才在睡梦中交出自己的魂灵。对此,完全可能,有人会这样对我说:“虽然你有过人的才华,纳博科夫先生,但我们有一种感觉(注意,并非“思想”),没有一个出版商会冒险出版这本书,因为没有一个书商敢去卖。这即是出版商的看法——任何人都有权独立思想。如果某一个可疑的、实验性的出版社出版这个幸福的无神论者的生活史,没有人会把我流放到广阔荒蛮的阿拉斯加。另外,美国作家永远不会受到政府订单,去创作关于自由进行商务活动和晨祷的长篇史诗。

有两股力量同时为“解放”艺术家的心灵而奋斗,并以相应的两种批评评判艺术家的创作,这两股力量中,首先应该谈到政权,它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坚持这样的信念:一部作品中任何不同寻常的、独创的成分都会发出不和谐的声响并引发革命,尼古拉一世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表达了政权的这种警惕性。他冷酷的心性比随后任何鄙俗的统治者更深入地深入到俄罗斯生活之中,而他纯洁心灵对文学的兴趣是令人感动的。此人以令人震惊的执着化身为俄罗斯文学面对的一切:祖国和宗教之父、奶妈和保姆、监牢的管理者、文学批评者。不管他的帝王哲学中表现出何种特质,我们都应该承认,对于俄罗斯缪斯来说,他更像一个雇佣杀手,说的好听一点则是一个小丑。书报检查机构一直到60年代还发挥着效力——这种效力在新制度之下变弱,而在上世纪末又沉渣泛起,在本世纪初,它在曾被短暂地消除,而随后又令人惊讶地在苏联复活,且是无以复加地变本加厉。

上世纪上半叶,乐于到处安插自己的耳目的政府官员、第三厅(沙俄政治密探机关,译者注)的高级官员——他们把拜伦视为意大利革命家,自负的、历史悠久的检查制度,把报导之物限定在政府指定的内容上的记者,不动声色,但是在政治上极为敏感和慎重的沙皇,简言之,所有这些君主制的混合物、宗教的狂热和官僚奴性都强烈地排挤着艺术家。但艺术家们可以挖苦和嘲笑当前政权,就这一点,他们通过使用多种艺术手法而获得真正的满足,对此,头脑迟钝的政府是无能为力的。笨蛋可能是一种危险的类型,但他的脆弱性有时会化作一流的运动中的危险。不论俄国革命时期的官僚如何差劲,都应该承认,他们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优点——毫无大脑。确切而言,检查任务的复杂化在于,他们理应该猜测那些隐晦的政治暗示,而非直截了当地消除惯常的亵渎话语。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俄罗斯诗人曾不得不谨小慎微,普希金们模仿激进的法兰西人帕尔尼、瓦里德尔进行的尝试被书报检查轻而易举的扑灭了。但那时的文学是值得称道的,俄罗斯文学的历程不像其他国家一样有文艺复兴的传统,而俄罗斯的长篇小说却完整地保持着它的贞洁,直到今天。苏联文学——它自身并没有错。我们无法想像俄罗斯作家去创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样小说。

这样,与艺术家对抗的第一股力量即来自政府,而反政府的、功利主义的社会批评是压制他们的第二股力量,应当指出,这些批评家的修养、智慧、对人类尊严的追求是那些为国家政权摇旗呐喊者无法比肩的,也与那些聚集在王座周围垂垂老矣、糊涂不堪的反动份子判若云泥。左派批评极为专注人民利益,而除此之外,文学、科学、哲学只被他们视为改变国家政治建构、改善极度贫困者经济处境及社会地位的工具。清正的主人公傲视流放的重负,但也同样对艺术作品的纯洁性漠不关心,他们就是这样的人。40年代狂暴的别林斯基,50年代和60年代不屈不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索夫,正派却讨人嫌的米哈伊洛夫斯基(1899—1965,苏联文艺学家——译者注)以及数以十计的另外一些执著、忠诚的人——我们可以用“激进主义”为他们贴上标签,激进主义植根于早年的法国社会主义、德国唯物主义,预示着革命社会主义和随后几十年萎靡不振的共产主义。严格意义上讲,这种激进主义不能同俄罗斯自由主义混为一谈,因为西欧和美国已经都经历了民主的启蒙。在60年代和70年代,旧报纸受到了震动,人们发现,激进主义者在君主专制之下发表了如此极端的言论。但尽管左派批评家有着让人称誉的美德,但面对艺术,他们却像政权一样是门外汉。在艺术面前,政府和革命者,沙皇和激进份子是别无二致的庸人。左派批评家与即存的专制独裁做斗争,而梦想建立起另外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政权。同传统政府的政策一样,他们试图把权利追求、箴言、理论强加于艺术之上。他们要求作家按照社会观念去创作,而不是随着性子去写。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给人民带来实际好处的作品才是好作品。他们的狂热带来了悲剧性的结果。他们忠诚、激进、勇敢地悍卫自由和平等,却与自身的信念相矛盾,力图使艺术附庸于现代政治。如果说沙皇们认为作家应该承担起为国家服务的责任,那么左派批评家的观点则是作家应该为人民中的大多数服务。这两种思潮应该相遇并汇合成一股力量,以使我们的时代最终能建立新制度,它是三位一体式的综合,把国家观念和大多数人的思想合二为一。

十九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就艺术家与批评的冲突而言,最好的例子是普希金,他是俄罗斯第一个伟大的作家,激怒了以尼古拉一世为首的官方权力。与那些被处死的人不同,他并没有服务于人民,而是在自己的作品中确立了精妙的法则。(如果他需要歌公布什么)他创造了放肆的、充满自由倾向的格律诗,在他的诗歌里面,自由的思想是如此明晰地显迸发出来,他新颖的诗句、勇敢的表达、嘲笑大大小小的王座使自己的自由思想表露无疑。沙皇认为应该预先检查他的率性之作,宪兵、位高权重的官员、为他的短诗施洗礼的蹩脚作家……于是,他断然拒绝去政府部门抄写陈腐庸俗的材料。“丘基金”(讽刺意味,指任何一个人——译者注)伯爵和“列齐金”将军把普希金称为同时代中具有欧洲教养的人,是一个外行、蠢货。为了熄灭普希金的天才火焰,政权加紧封锁他,狂暴地审查他的作品,不断对他施之教化,告之祖国的训诫。最后把他视为彼得堡的恶棍,迫使他血脉贲张地一个法国保皇派的流亡分子决斗。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左派批评家是极具影响力的,在独裁专制的环境下,他们在最流行的出版物上发表革命观点。这些激进份子在普希金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斐声扬名,他们也对普希金相当不满,因为普希金没有服务于人民和社会正义,而是以世界上随什么事物为题写下精致的诗句,他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创造出的诗意形象让人震惊。普希金诗篇中表现出来的多样性贬低了革命观念的价值,这些革命观念只想在诗歌中看到大大小小的王座轻易崩塌。他放肆的诗意被视为贵族的娱悦,而艺术的独立性则被斥为社会罪恶。带有政治眼镜的、平庸的粗制滥造者把普希金称作微不足道的蹩脚诗人。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作为公众观点标杆的著名评论家把普希金称为傻瓜和狂暴的宣传者,为光脚的男人提供鞋子比所有的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们都要重要。如果我们来对比极端的激进份子和极端的专制者在评价伟大诗人时所使用的措词,就会为它们的相似而大为震惊。

与普希金相比,果戈里(30年代末至40年代)则稍有不同。首先我想指出,《钦差大臣》和《死魂灵》都是他私人化表达的果实,是他臆想出来的与现实毫不相关的梦魇的果实。它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当时俄罗斯生活的镜子。果戈里不了解俄罗斯,他续写《死魂灵》第二部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这种失败是因为他不了解生活,也是因为他不应该把自己的幻想植入现实主义的著作中,后者理应促进国家内部道德的缓和。但是,批评家们在小说和戏剧中看到了对受贿、目无法纪、奴性及一些下流勾当的控告,革命者对现实的抗议投射到了这本小说中。而果戈理只是一个怯懦的守法公民,他有很多在保守份子中颇具影响力的朋友。批评家在他的书中找到了这些东西让他感到恐惧。他一直尝试证明,他的戏剧和长篇小说与革命观念风马牛不相及,而其中真正实存的,不过是他深受影响的宗教和神话传统而已。青年时代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曾因自己的政治嗜好而被逮捕,并险些处以绞刑。但随后他开始高歌“恭顺”,宣扬不抵抗和受苦,并开始猛烈地批评激进份子。另外,这些批评家震怒于托尔斯泰是因为,根据他们的看法,托尔斯泰表达了上流社会中贵族男女的古怪爱情,而沙皇把他革出教门是因为他敢于鼓吹个人信念。

我想,我已经举了足够的多的例子,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19世纪,几乎所有的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都经历了这个以双重面目出现的炼狱。

随后,灿烂的十九世纪结束了,契诃夫逝世于1904年,而托尔斯泰也在1910年驾鹤西去,新一代的作家出现了,他们的才华也迸发闪耀。革命前的二十年伴随着现代主义在诗歌、散文及绘画领域的全面繁荣。詹姆斯﹒乔伊斯的先驱安德烈﹒别雷,象征主义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以及其他一些先锋派艺术家使俄罗斯文坛群星灿烂。而二月革命过去不到一年,当布尔什维克在推翻了克伦斯基的民主专政、确立了自己的恐怖份子专制之后,大部分俄罗斯作家都移居国外了,只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国内,比如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西方的评论者把先锋派文学与新生的政治搅混了,他们带着欣喜之情在这乱团中听信了苏联在国外的宣传话语。事实上,列宁的文学趣味和偏好是典型的庸俗资产阶级的趣味,而为刚刚建立的苏联制度确立了原始的落后文学,这是政治警察的文学,保守刻板的文学。旧制度惯有的不自信的糊涂奴步伐不同,苏联政府以迷人的直率和真诚宣称:文学是国家手中的武器。在随后的40年里,诗人和宪兵之间达成的这一幸福协定在生活中被严格贯彻。这样,就产生了通常我们所说的苏联文学,它从修辞风格上而言是资产阶级文学,枯燥无味,且对各式各样的国家学说俯首听命。

(摘自纳博科夫《俄罗斯文学讲稿》,萧天佑译)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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