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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俄罗斯精神,一个十九世纪就足够了(下)

颇为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出,法西斯主义的文学艺术和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没有任何区别,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句话:“艺术家应该不受约束地自由创作,但对他们只要求一点:承认我们的信念。”这是罗森堡博士说过的话,他是希特勒统治德国时的文化部长。(俄译注:此处纳博科夫有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没有担任过文化部长一职。)“每一个艺术家都有权自由创作,但我们共产党人理应为他们指明方向。”(列宁语)这些都是是直接引文,它们的相似性是十分有趣的——如果它们共同的画面不是如此忧郁的一番景色。

“我们为你们的笔指明方向”——这就是共产党对待文学家的主要法令,文学家理应被指引着去按照事物本身的逻辑再现生活。法令流线型的身体具有灵敏的、辩证的触须:接下来的是为作家工作制订的精细计划,就像经济计划那样,它以带着自足微笑的官方宣传的“无尽主题”评判一个作家,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任何变化都将导致文学主题的改变:今天在屋子里指定给作家“工厂”主题,而明天是“集体农庄”主题,然后是“怠工行为”,主题,接下来是“红军”主题,如是这般。(老天,这是何等的多样性啊!)从医院的典型突奔到矿井或堰坝的典型,苏联作家几乎被闷死,他们长久地因恐惧而瑟瑟发抖:如果他不是足够麻利,那么很可能去为前一天已经消除的法令捧臭脚。

在这40年间,绝对专制的苏联政府对艺术的审查一刻也没有放松过,有时它会稍稍放松对报刊的控制,以观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同时,伴随着这个小小让步的是他们自私的自我表达。西方的乐观主义者在新的文学著作中已经听不到政治抗议的声音了,而这些著作是那么陈腐庸俗,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静静的顿河》、《没有整块的面包》、《狡猾的罪犯》等等,它们是鄙俗和陈腐之作的顶点,而外国的杂志却称赞它们“热血激荡”、“充满力量”以及“让人不可抗拒”,但是,天啊,有的苏联苏作竟然达到了艾普顿﹒刘易斯式的水平,(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简言之,那时凄凉的现实是:苏联政府——它带来了世界上最鄙俗的限制,它使作家私人的冒险、勇敢的创作毫无可能,一切新鲜的、明亮的、创造性的以及不同寻常的东西都被拒之门外。我们用不着自我欺骗,是的,专制主义者会衰老并死去,但国家主义丝毫不会改变,当斯大林取代了列宁,以及西方称之为克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上台,一切都不会改变,无论是谁是当权者。正如最后一次党员大会(1957年)中所宣称的:“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创作积极性理应深入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灵魂之中,理应在心中充满激情以及信念的力量,以发展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团体准则。”我简直喜欢上了这种“团体风格”,这种雄辩术,这类说教方式,这个像纷飞雪片一样的报刊模式的洪流。

既然作家的表现力和自由意志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那么每一部无产阶级小说都应有个美满的结局。作家面临着创造有趣题材的严酷必然性,尽管这里题材的结局早已被读者熟知。在安格鲁撒克逊人的战斗机中,坏人通常被处死,而强大的、沉默的主人公会赢得了弱小却健谈的娇小姐的垂青。但是在西方国家没有封锁小说创作的政府法令,这种法令显然与它们温和的传统不合。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有罪的浪漫主义主人公能够自由自在地漫游,而苦燥无趣的小人物则最终将被任性的女主人公抛弃。

苏联作家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他们按照法令授意完成小说结局,不仅是作家,这一点在读者中也是尽人皆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如何使读者对作品感兴趣呢?他们想出一些办法,首先,最终的胜利者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在任何一部苏联小说中都作为真理化身的警察国家,所以一些二级角色(他们甚至可能是无可指摘的大多数)被迫横死,因为小说最终将是伟大国家观念的盛典。一些机智的作家以此闻名:在他们的著作的结尾,共产主义者以自身的死亡证实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凯旋归来:我是为了苏联国家存在的更长久而死去。这是呈现给你们的第一条路径,但其中也潜藏着危险,因为作家可能因杀死人物的同时也杀死象征而受到谴责。形象地说,燃烧的甲板上的水兵身上也体现出伟大舰队的意图。如果作家敏锐而谨慎,他就应该使陷入灾难中的共产党员身上有一些轻微的弱点,他尽管是正义的化身,但也带有政治自由思想或是某种资产阶级的折衷主义,这样就不会影响到他伟大的功勋和完全是由个人不幸招致的死亡。

杰出的苏联作家把自己笔下那些参于建造工厂和集体农庄的角色集中起来,几乎像侦探小说作家那样把很多人集中在郊外的房子里,或是火车车厢这样一些应该发生谋杀的地方。在苏联的叙事理念中,犯下罪行的敌人通常是隐秘的,他阴谋反对苏联企业的劳动和计划。就像老生常谈的侦探小说那样,面目不同的人物角色行动其中,而读者永远不能确定,这个粗鲁的、阴郁的角色是个货真价实的坏人,还是一个可以称得上好人的好谄媚、爱交游的充满活力的人。充当侦探角色的是一个在国内战争的前线弄瞎眼睛的老工人,或者是一个健康的少女,受到中心批派,去探查重要产品的产量为什么灾难性地减少了。可以说,小说里的人物就是从工厂工人里面选出来的,这是为了演示共产主义自觉性的“所有色彩”。这些人中的一个部分是坚强的、诚实的现实主义者,而其他一些人则保存着苏联政权在最初几年留给他们的珍贵回忆,另外还有一些相当具有布尔什维克式洞察力的人——一些未受过教育、经验不足的年轻人。读者随着事态和对话在故事中展开,尽力找出这样或那样的暗示以探清这些人中哪一个是不纯洁的,又是谁隐藏了阴暗的秘密。情节紧密地展开,而当一直隐藏着特殊身份的强大而沉默的姑娘出场时,小说迎来了高潮。我们已经猜到:破坏工厂劳动的那个人并不是长相丑陋、令人讨厌的老工人——他保守的头脑歪曲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的语录,而是一个狡猾的、放肆的孩子,这个孩子完美地为马克思主义钉了马掌,他可怕的秘密是:他是过去某个资本家的侄儿。在我看来,这与纳粹小说是极为相似的,只是纳粹小说不是从阶级上的,而是从种族区分上进行创作。苏联小说除了在情节进程上与陈腐的的侦探小说相仿,也让呈现给我们一些“伪宗教”的时刻。弱小的老工人成了小说中的积极角色——这个由下流模仿而产生的人物并不那么机灵,但是有强大的内心和坚定的信念,他继承了“王国”,而法利赛人已被送到了其他地方。在类似的事件中,还特别欢快地回荡着爱情主题。我这儿有随手选出的两个例子,第一段节录出自安东诺夫的长篇小说《伟大的心灵》,这部小说于1957年在报刊上连载。

奥涅加沉默了。

“唉”,乌拉季米尔叹道,“为什么你不能像我爱你那样爱我呢?”

“我爱我的祖国!”她回答说。

“我也是!”他强调。

“但我更加热爱另外一种东西”,——奥涅加一边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出来,一边补充道。

那是什么?他饶有兴趣地问。

奥涅加用明亮而深邃的眼睛望了他一眼,飞快地答道:“党!”

另外一个例子取自格拉德科夫的长篇小说《能量》“年轻的工人伊万紧握着钻机,接触到金属后,他开始激动进来,刺骨的寒冷攀上他的身体,他向索妮娅大吼一声,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弄乱了他耳后的头发。

她望着他,压着他发卷的小便帽从他头上向她歪倒,恍惚,刹那间这两个年轻人同时被热流击中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更加用力地握紧了工具。”

我更多是带着厌恶,而非遗憾来描述这些力量,它们使19世纪的俄罗斯思想尽遭俘虏,而最终把艺术拱手献给苏联警察国家。19世纪的天才不仅度尽波劫,还带来了欣欣向荣的艺术时代。这是因为,这时的社会观比每一个沙皇都更有力,而优秀的读者能顶住那些持有实用主义观念的进步思想家带来的压力。今天的俄罗斯,当权力已经完全压制了社会思想,优秀的读者,可能存在于托木斯克或是其它什么地方,但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那些枯燥的文学快餐喂养着他,他把自己与国外的伙伴分离开来。他的伙伴——这非常重要,因为天才作家们组成的世界大家庭跨越了民族的樊篱。所以,有才能的读者也是世界公民,他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这就是他们——聪明的、有天赋的读者——一次又一个次地把艺术家从致命的皇权、专制主义者、牧师、清教徒、庸俗市侩、政治道德家、警察和邮递员手中拯救出来。请允许我为这样的优秀读者勾勒画像,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民族或阶级,没有什么社会监督者或是藏书家俱乐部可以动摇他的心灵,他的文学趣味不受青春的情绪主使,而青春情绪总是迫使普通读者把自己与作品中这样或那样的角色视为同一。读者敏锐的、合理的赞誉并不把自己与书中男女青年混为一谈,而是同构思、创造这些角色的人视为同一。真正的读者并不从俄罗斯小说中找寻关于俄罗斯的消息,他们懂得,托尔斯泰或是契诃夫笔下的俄罗斯并不忠于俄罗斯历史,而只是天才的表现力创作的私人世界。真正的读者不会对大观念感兴趣,他们只会受到局部的吸引。他喜欢一本书并不是因为它帮他建立了“与世界的联系”(如果采用进步派批评家骇人听闻的批评范式)而是因为他抄写并领会小说段落的每一个细节,称赞它的作者想赖以引起震惊的东西;因那些由作家、魔法师、巫师以及艺术家创造的形象。这就是他们的读者。

让我暂别对过去的感伤之情,我把古老的俄罗斯的读者视为理想的读者,就像上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可以作为外国作家永远的榜样。他们在最温柔的年华就走上美妙的路途,在童年时期就把自己的心献给了托尔斯泰或是契诃夫,那时他们的奶妈取出《安娜﹒卡列宁娜》,对他们说:“现在我用自己的话讲给你听”。优秀的读者从小就学会了提仿裁减杰作的翻译家、关于卡列宁家族的那些白痴般得电影、对懒汉和庸才的纵容。

最后,我还想再次强调一次:我们不应该在俄罗斯小说中探寻“神秘的俄罗斯灵魂”,而应该从它们当中寻找个人化的天才。要注目于作品本身,而不要注目于框架或是那些仔细盯着这些框架的人。

毫无疑问,古老的、启蒙的俄罗斯中的作家以普希金和果戈里为荣,但他们也应该以莎士比亚或是丹特、波德莱尔、巴勒斯、福楼拜、荷马为荣,因为他们的力量正是来源于这些人。我对下面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因为如果我的前辈不是优秀作家,我就不太可能像今天这样,操着异国语言站在你们面前。我坚信,在文学中,优秀读者,以及他们对优秀作品的理解不会消失,而总是更好地直接走向本质,走向文本以及源头,走向主要的东西——随后才是发展那些以取悦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自以为能直截了当地进入作品的理论。

(摘自纳博科夫《俄罗斯文学讲稿》,萧天佑译)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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