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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金——《写作这回事》在线阅读:简历(5)

我本该读一年级的那九个月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我的毛病是由麻疹引起的,本是最普通不过的小毛病,但后来逐步恶化。我闹了一场接一场的链球菌咽喉炎,我误以为这毛病叫“条状咽炎”;躺在床上喝着冷水,想象着自己喉咙呈白一道红一道的条状(可能这想法也错不到哪儿去)。
我的耳朵不知什么时候也开始闹起毛病来,有一天我妈妈叫了辆出租车(她不会开车)带我去看医生,那位医生是耳科专家,很牛气,不屑于登门看病。(不知为什么,我有种印象,觉得这种医生叫做otiologist——耳科医生应该是otologist——。)我才不管他是耳朵专家还是屁眼专家。我当时发烧到104度,每次吞咽的时候,剧痛把我两边脸都烧亮了,就像往自动唱机里扔了枚硬币一样。

医生往我耳朵里看了看,左边耳朵看得更久些(我想是左边),然后让我在检查台前倒下来。“抬一下,小斯蒂威,”护士说,然后把一块很大的吸水布——很可能就是块尿布片——摆在我脑袋下方的位置,我又躺回去的时候,脸颊就搁在那块布上。我早该猜到事情不妙,丹麦王国有东西在腐烂——典出《哈姆雷特》——。鬼晓得什么东西烂了,也许就是我。

一阵刺鼻的酒精味。医生打开灭菌器时一声咔哒响。我看到他手上有根针——看起来跟我铅笔盒里的尺子差不多长——于是浑身开始紧张。耳朵医生露出令人安心的笑容,对我说了句谎话,医生说这种谎话真该去坐牢(如果对象是小孩刑期加倍):“放松,小斯蒂威,不疼。”我相信了他的话。

他把针伸进我的耳朵,去刺我的鼓膜。那种剧痛我往后经受的任何痛苦都难以与之比肩——唯一比较相近的是我1999年夏天被汽车撞伤后第一个月的恢复期。那时的痛持续时间更久,但剧烈程度还差一点。刺我鼓膜的那种痛直教人死去活来。我尖声大叫。我脑袋里听到一个声音——像是一声响亮的亲吻。热的液体从耳朵里流出来——仿佛眼泪从错误的眼孔里流出来。上帝知道我真正从眼睛里流出的泪水已经够多了。我抬起泪汪汪的脸颊,不可置信地望着那个耳科医生和他的护士。然后看到护士在检查台上部三分之一处盖的那块吸水布。上面有一大块湿渍,还有星星点点的脓液。

“好了,”耳朵医生说着,拍拍我的肩膀,“你很勇敢,小斯蒂威,现在没事了。”

一个礼拜之后,我母亲又叫了一辆出租车,带我们回到那位耳科医生那里,我发现自己又一次侧躺在检查台上,脑袋下面垫着一方吸水布。耳科医生又一次发出酒精的气味——到现在一闻到这味儿我还是会联想到病痛和恐惧,我猜许多人跟我一样——同时又拿出了那根长针。他又一次安慰我说不疼,而我又一次相信了他的话。虽不全信,却也安静等到了针又扎进了我的耳朵。

确实疼。事实上几乎跟前一次一样疼。脑袋里那个接吻的声音也更大;这次的声音简直像是热吻(就像我们老说的,“吸住脸转舌头”那种)。结束的时候,我躺在一洼湿漉漉的脓液上哭泣,耳科医生的护士对我说:“好了,只是有一点点疼,可你不想变成聋子吧?再说现在没事了。”
这话我相信了大概五天时间,然后又来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又回到了耳科医生诊所。我记得那位驾驶员对我妈说,如果她不能让这孩子闭上嘴,他就要停车赶我们下去。

又一次我躺在检查台上脑袋下面垫着尿布,妈妈在候诊室里拿本杂志等着,大概也看不下去。又一次传来酒精的刺鼻气味,医生拿一根看似跟我上学用的尺子差不多长的针朝我转过身来。又一个安慰的笑容、同样手段,告诉我说这次不会痛。

自从我六岁那年多次经受鼓膜穿刺以后,我人生最坚定的信条之一一直就是:第一次骗我是你不好,第二次上当是我活该,第三次骗我,咱俩都不是东西。第三次来到耳科医生桌前的时候,我奋力挣扎,尖叫不止,又打又踢。每当那针靠近我的耳朵我就一把打开。最后护士只好把我妈妈从候诊室里叫进来,跟她合力把我制住,才把我按下让医生把针扎进去。我叫得又长又响,那叫声到现在我还好像听得到。事实上,我觉得在我脑袋里某个深深的山谷中,那尖叫声至今仍然在回响。

(本文摘自斯蒂芬·金的《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简历5)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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