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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金——《写作这回事》在线阅读:简历(20)

我从留校教室放出来之后不出一个礼拜,又被请到了校长办公室。去的路上我心情很沉重,想不明白自己这趟又惹了什么新官司。

至少这次找我的不是希金斯先生,而是学校的心理导师叫我来的。他说,他们讨论过我的情况,关于如何把我那支“不安分的笔”引导向建设性的用途。他请教了《里斯本周刊》的编辑约翰·古德先生,发现古德需要一个写体育报道的记者。虽说校方并没有坚持要我接受这份工作,但校领导一致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不接这差事就别活了,那导师的眼神似乎在说。也许是我多心害怕,但即便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觉得我没看错导师的意思。

我暗自叫苦。我好容易才摆脱了《戴维小报》,差不多摆脱了《鼓》,结果又来了个《里斯本周刊》。就像《大河恋》里的诺尔曼·迈克里恩一辈子被水缠上不得脱身,我的少年时光算是跟报纸纠缠上了。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又看了一次导师目光里的意思,然后说我很高兴去面试这份差使。

古德不是那位著名的新英格兰幽默作家,也不是《绿叶之火》的作者,但我想他跟上述二位都是亲戚。他带着几分戒备几分兴趣接待了我。他说我们可以试试彼此,如果我愿意的话。

如今不是在里斯本高中的管理层办公室了,我觉得可以鼓起勇气坦白说话。我对古德先生说我对体育了解得不多。古德说:“这些比赛酒吧里的醉汉都能看懂。你要愿意总能学得会。”

他给了我一大卷黄色纸,让我把稿子用打字机打在上面——我想我到现在都还留着这些纸呢——然后跟我说稿费是一个单词半美分。这是头一次有人答应给我开稿费。

我交的头两篇稿子写的都是关于一场篮球比赛,比赛中里斯本高中的一个球员破了学校得分纪录。一篇是直接报道比赛,另外一篇是关于破记录的罗伯特·兰森的追加报道。比赛之后的第二天,我把两篇稿子都拿给古德看,这样才能赶得上星期五出报。他看了那篇比赛报道,做了两处小改动,就把稿子毙了。随后他拿过一支粗黑笔,开始改我的那篇特稿。

在里斯本高中剩下的两年里,我该上的英语课都上了,大学的时候又修了不少的作文、小说和诗歌课程,但约翰·古德教我的比任何这些课都要多,而且不出十分钟就教完了。我真希望我没丢掉那份稿件——该把它装上框,所有改动的痕迹全留着——但我还记得很清楚稿子是怎么写的,还有古德用他的黑笔改过一遍之后的样子。示例如下:改到“朝鲜战争那年”停了下来,抬头看我,问道:“上次的记录是哪年创下的?”

幸运的是我做了笔记。“1953,”我说。古德咕哝一声,继续工作。当他就像上面示意的这样改完我的稿子之后,抬起头看看我的脸。我想他大概是错把我脸上的表情看作了惊恐。其实不,那纯粹是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想,为什么英语课上老师从来不这么做呢?这简直就像生物课上老奸蒂尔桌上那个人体模型。

“你知道,我只是把不好的部分删掉了,”古德说,“大部分还不错。”

“我知道,”我知道有两层意思:的确,大部分还不错——OK,总之说得过去——还有,的确,他只是删除了不好的部分。“我不会再犯了。”

他笑了:“若果真如此,你就不需要找工作赚钱了。你可以做这行。这些标记有看不懂的吗?”

“没有,”我说。

“你写故事的时候,是在给自己讲故事,”他说,“当你修改的时候,主要工作就是拿掉不属于故事本身的内容。”

我交上头两篇稿子的那天,古德还说了些别的话也很有趣。他说:关上门来写作,敞开门来修改。换句话说,你写的东西开始是为自己,往后就要出门见人了。一旦你有了个故事,把它写好——总之尽力把它写好——他就属于所有想要看故事的人。或者想批评它的人。如果你运气好(这是我的想法,不是约翰·古德的,不过我相信他肯定会赞同这说法),更多人想要的是看故事,而不是做批评。

(本文摘自斯蒂芬·金的《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简历20)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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