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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弱者的事业——对话东西(一)

一、秘密是我写作的原动力

李宗文:东西老师好,话题从童年说起。很多人都有过快乐的童年,你的童年是压抑还是快乐?

东 西:面对大自然,我是快乐的。面对人类,我比较抑郁。我的家乡在广西天峨县谷里村,那里较为偏僻。在我童年时,森森茂密,常听到野兽长嚎,春天有野草莓,秋天有野果子。我常跟伙伴们钻到林子里采野果,甚至埋伏在草地里偷看野鸡。有时我们一玩就是一天,忘了饥饿,忘了家里父母的着急。但是,面对人类,我的快乐极少。原因是乡村利益边界不够清晰,每一个家庭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宅基地,为了保护自己豢养的鸡鸭牛马,常常要跟邻里甚至亲戚争吵。那真是个弱肉强食的环境,如果家里没个狠人,鸡被偷,牛被盗,树林被盗伐,土地被占领是常有的事。我的家庭成分不好,父亲善良软弱,母亲貌似强悍却强不起来。所以,童年时我常被欺负,很少看到别人的善意。

李宗文:但是现在你常在微博上晒出家乡的美景,好像已经跟家乡和解了。

东 西: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说:“我爱南方,也憎恨它。这里有些东西,我根本就不喜欢,但是我生在这里,这是我的家。因此我愿意继续维护它,即使是怀着憎恨。”这就是我对家乡的感情。从写作的角度来说,童年时的不幸也许是件好事,它让你早熟,让你看懂人性,知道人情冷暖。它让你敏感,让你观察,甚至有可能培养你的毅力。但前提是,你必须能够活下来,并接受教育。当你离开故乡,当你成熟之后,你会发现人性本来如此,乡村里的那点吵闹和
你后来见识到的险恶,根本不值得一比。沈从文曾经逃离过故乡,鲁迅也曾不愿回乡,莫言当兵离家时也暗暗发誓再也别回来。但是,他们都从故乡汲取了创作营养,最终对故乡一往情深。我想这是乡村作家的宿命。

李宗文:你刚才提到的接受教育,这对乡村的孩子来说几乎是惟一的希望。很幸运,你通过读书考出来了。你是高考恢复后,第几批考上大学的?

东 西: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我是1982年参加高考的。当时中国缺人才,百废待兴,只要你拥有中专以上的文凭,就可以分配工作。我考上河池师专中文系,虽然只是一个专科生,但毕竟有工作有工资了,算是比较幸运。

李宗文:当时你觉得高考容易吗?你的学习情况是怎样的?

东 西:对高考当时没什么感觉,不像现在的孩子一上学就要肩负重任,不是清华就是北大或者出国留学。我父母送我上学读书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能识几个字,能记工分,在生产队里不被人暗算就可以了。因为没有强制性目标,所以读书比较放松,对教学质量没有要求。我上初中是在村里面上的,学校
很简陋,老师不齐全,没有英语、物理、化学老师。老师也没有升学率约束,全凭学生自觉,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劳动,五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打篮球。因为没有别的体育设施,上体育课就是在泥地里打篮球。同学们一跑起来,尘土飞扬。所幸的是,我从村初中考上了县高中,全班只有我一人考上。这一步非常关键,它让我享受了全县较好的师资,也在朦胧中看到了希望。在县高中,我的成绩慢慢上升,高中读三年,然后参加高考。

李宗文:接下来你在大学办起文学社来?

东 西:应该说是参加了文学社比较准确。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有写作欲望,作文偶尔被语文老师表扬,甚至拿到班上当范文来读。上写作课的时候有三分之二的同学都怕,但是我特别喜欢,写作课一来我就兴奋。还在读高中时,我就想写小说,却苦于没有能力。到了河池师专学中文,发现学校有一个“新笛”文学社,每年都搞征文比赛,社里还办了一张小报,可以发表诗歌、散文和小小说,于是就迫不及待地申请加入。我特别喜欢征文比赛,但获奖不容易,好多文学社员都写得比我好。我于是恶补,看写作书,读世界名著,用别人的手写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比其他同学的多,因为我从小就知道张家长李家短,知道谁家的父子反目为仇,哪一家的媳妇偷人了。这是乡村生活的馈赠,让我从小就懂得了大人们的秘密。而秘密是我写作的原动力。过去是想写出别人的秘密,现在则想写出内心的秘密。我读的是师范类学校,毕业后要当老师,因此有一技能必须学习,那就是刻蜡纸。我们领到刻板和蜡纸之后,并不急着学习刻字,而是把那张蜡纸变成一张报纸来办,号召同学写短文,刻在蜡纸上,然后印出来分发。这是我最早主办的文学“刊物”。后来,慢慢地在班上写出了一点名声,开始成为文学社的核心成员。

李宗文:当时的作文大赛有奖品吗?

东 西:发表有稿费,获奖有奖品。稿费对我们这些穷学生很重要。我参加文学社之后,办报纸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后就有收入了。那时候我们的伙食费一个月就18 元钱,而办报纸写稿后一个学期我能挣十块二十块钱,相当于每个月增加了五块钱的收入。有这个收入就特别有自豪感,是通过写作或者办报纸得到的。办报纸参加文学社还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比如号召同学去参加比赛,然后又如何组织老师来评奖,如何组织学生们来参加颁奖等等。

李宗文:你真正经济独立是工作以后还是怎样?

东 西:毕业后,我分回家乡天峨中学做高中语文老师,每月工资36元左右。一个月也就这么一点钱,如果家里来亲戚,请吃一两顿饭,工资就全部没了。不管怎么省吃俭用,每个月的最后十天,基本没有早餐费。没有就不吃早餐,等发了工资再恢复。记得有个月末,又没早餐钱了,正发愁,一家出版社退回了我寄去买书的一块多钱。出版社说那本书销完了,钱退回。我拿着那张汇款单跑到邮局,把钱取出来,赶紧买了两个面包。应该说是我有了工作之后就开始了经济独立,但偶尔家里还资助我。比如,我从天峨调到河池时的搬家费就是家里支持的。当时家里卖了一头猪,母亲就把钱拿给我了。

李宗文:从乡村到县城再到省城,一步步靠近城市,意味着你的人生发生什么变化?

东 西:上个世纪80年代,写作能改变一个人的工作环境,我们称之为写作可以改变命运。比如说我因为写作的特长,从天峨县调到河池地区行署办公室做秘书。做了两年,我觉得这个工作不适合我,还是想写作,于是就调到了河池日报社副刊部做编辑。到报社去做记者编辑的好处是能接触读者、作者,能更多地了解社会。特别做副刊编辑后,交了一批爱好文学的朋友,大家都穷开心。后来,我又从河池日报调到了广西日报社副刊部。之所以要离开县城,原因是县里太偏僻了。偏僻到什么程度呢?从县城到省城坐车需要两天时间。有时候我上完课,坐在自己的宿舍门口看着进城的公路,忽然看见一辆吉普车晃晃悠悠地驶来,整个人包括整个县城都兴奋,仿佛那辆车里坐着自己的亲戚。加之县城人口少,爱好写作的人不多,你很难找到志趣相投的人。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打开了大门和窗口,迎接各种思潮的到来,青年人蠢蠢欲动,都想有所作为。而呆在偏僻的县城,信息闭塞,交流困难,总觉得自己迟早会被这个世界甩下。于是,想离开,去远方,就像今天的年轻人北漂那样,相信城市。当时,一个中学教师要离开县城是非常难的,除非你有硬关系,或特长。我是靠写作特长离开家乡的。到了省城之后,起码能见到杂志社的编辑,能跟当时在省里成名的青年作家们交流思想。更实际的是工资比县城高,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写作的心态较为从容。

李宗文:你最近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里面现在的乡村的孩子,没有你幸运。高考被人冒名顶替,命运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篡改。从被动篡改到主动篡改,结局很辛酸。你是一个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为什么对高考如此失望?

东 西:我不是对高考失望,是对今天的命运改变失望。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草根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但是今天,少数草根还有希望,大多数却难改变。如今盛行“拼爹”,如果没有背景,改变何其难也。

(转自:《江南》杂志,2016年第六期,对话人及对话整理:李宗文)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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