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在线阅读

《毛姆读书心得》在线阅读:读《战争与和平》,兼谈托尔斯泰的为人与信仰

我觉得,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是巴尔扎克,但最伟大的小说却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的场面如此恢宏,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如此重要,人物又如此众多,不仅过去从未有人写过这样的小说,我想以后也不会再有人写得出来。人们称它为史诗是理所当然的。我不知道还有哪部小说比它更配得上史诗一词。托尔斯泰的朋友、才华出众的批评家斯特拉霍夫,曾以这样有力的语言评价这部作品:「一幅描绘人类生活的完美图画。一幅描绘当时俄罗斯生活的完美图画。一幅描绘所有人都能感悟的关于欢乐与悲哀、荣誉与耻辱的完美图画。这就是《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36岁时开始写这部作品,一般说来,作家在这样的年龄正处于创作鼎盛期,但他仍花了六年时间才完成。他选择了拿破仑战争时期,以拿破仑入侵俄国、莫斯科大火和法军的溃败作为小说的高潮。刚开始写这部小说时,托尔斯泰只是想写一个贵族家庭的故事,那些历史事件仅用来作为故事背景;按原设想,男女主人公将经历一系列使他们在精神上深受影响的事件并经受诸多不幸,最后他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开始过宁静的生活。但是,到了后来,托尔斯泰不仅慢慢地把小说重点移到了两个大国间的军事冲突上,而且还根据他读过的多方面材料构想出了一种历史哲学。关于这种历史哲学,我将在后面予以简述。

据说,这部作品中大约有五百个人物。作者赋予人物以鲜明个性,把他们一一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真是很了不起。读这部小说和读其他大多数小说不同,读者不能只注意两三个主要人物,而要同时注意四个贵族家庭,即:罗斯托夫家族、保尔康斯基家族、库拉金家族和别素号夫家族。当小说主题要求小说家描写不止一组人物时,他必须克服一大困难,那就是要使他的描写从一组人物过渡到另一组人物时显得十分自然,从而使读者顺从地跟随他的描写;此外,他在告诉读者某组人物的情况时,还要使读者做好准备,以便把另一组人物的情况告诉读者。在这些方面,托尔斯泰都安排得非常巧妙,你简直觉察不到他在过渡,感觉上好像只有一条故事线索。

和大多数小说家一样,托尔斯泰也是根据自己熟悉的或者认识的人来塑造小说人物的。当然,他只是把他们当作模特儿而已;他运用丰富想象力把这些模特儿变成了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形象。据说,小说中挥霍成性的老罗斯托夫伯爵就是以他的祖父为原型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原型是他的父亲,而哀婉动人的玛丽公爵小姐则来自于他的母亲。一般认为,在这部小说中的两个男主人公即彼埃尔·别素号夫和安德烈公爵身上,同时有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我想,这样猜测大概也不算太离奇,那就是:托尔斯泰可能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矛盾,于是就以自己为模特儿塑造了两个相互对照的人物,想通过他们来呈现和探究自己的内心世界。彼埃尔和安德烈公爵有一个相同之处:他们都像托尔斯泰一样,想寻求精神上的宁静和生死之谜的答案,但最终也像托尔斯泰一样没有找到。在其他方面,他们相互之间就大不相同了。安德烈公爵是个颇有骑士风度和浪漫色彩的人物,他以自己的血统和门第为荣,气质高贵,但不免有些傲慢和专横,甚至有点褊狭、不通情理。然而,正因为他有这些缺陷,他才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彼埃尔则和他不同,他很善良,性情温和、宽宏大量、谦虚、文雅,而且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但他同时又是那样软弱,那样优柔寡断,那样轻信而容易受骗,简直会让你觉得难以忍受。他一心想做好事、做好人,这固然令人感动,但是为此而把他写得像个白痴,这有必要吗?他一直被那些谜一样的疑团所困扰,为了寻找答案,他成了一个共济会会员,于是托尔斯泰便用了大量篇幅来写他在共济会里的活动。遗憾的是,这些章节都写得极其沉闷。

这两个男主人公都爱上了罗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儿娜塔莎。她是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塑造得最可爱的少女形象。要塑造一个既秀色迷人、又生动有趣的少女形象是难而又难的。在许多小说中,年轻女子不是写得太苍白(如《名利场》中的爱米莉),就是写得太古板(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芬妮),要不就是写得太伶俐(如《利己主义者》中的康丝坦迪亚·杜兰姆),或者太愚蠢(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朵拉),她们不是不知羞耻地卖弄风情,就是天真无知得让人难以置信。少女最使小说家觉得头痛。这不难理解,因为她们年纪太轻,尚未形成自己的个性。只有当一个人经历过世态炎凉,当思虑、爱情和苦难在他脸上留下了记印之后,画家才能把他的这张脸画得富有深意。若是画一个少女,那充其量也只能画出一点青春的活力或者美丽的容貌。然而,娜塔莎却塑造得极其自然。她温柔、敏感、富有同情心、满怀希望;她仍有孩子气,但已微露女性气;她充满理想,但性情急躁;她热心助人,却既任性又固执,而不管哪一方面,她都有迷人的魅力。托尔斯泰塑造过许多女性形象,全都塑造得异常真实,但唯有娜塔莎才这样令读者倾心。

《战争与和平》篇幅浩大,需花多年时间才能完成,在这过程中作家的创作热情难免会有所减弱。我已经说过,小说中关于彼埃尔在共济会的种种经历就写得冗长而乏味。现在到了小说行将结束时,我觉得托尔斯泰似乎对他的人物不感兴趣了。他开始阐述他的历史哲学。他的观点大体是这样的:他认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是那些伟大人物,而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穿行于各个民族之间,在不知不觉中把它们引向胜利或者推向失败。亚历山大也好,恺撒也好,拿破仑也好,都不过是些傀儡,而且就如「傀儡」一词所示,他们总是为一种既不可抗拒又无法驾驭的力量所支配。拿破仑打了胜仗,这不是因为他足智多谋,也不是因为他有雄兵百万,实际情况是连他发出的许多命令也没能及时送到,有些命令虽然送到了,却根本没有被执行。他打胜仗是因为他的敌人作茧自缚,他们总是莫名其妙地认定自己败了,于是便主动放弃阵地。托尔斯泰认为,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才是这场战争中真正的英雄,因为他唯一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等待法军的自我毁灭。也许,就像他在《什么是艺术》一书中表述的艺术哲学一样,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也是鱼龙混杂的,它既有许多真知灼见,也有不少偏见和谬误。虽然我没有足够的学问来详论他的历史哲学,但我相信,他正是为了阐明自己的历史观点,才会用那样多篇幅去详细描述莫斯科大撤退。这样的描述也许是出色的历史文献,却不是出色的小说。

托尔斯泰的创作激情在这部巨著的最后部分虽然有所减弱,但到了结尾处,他却再次显示出自己充沛的创作活力。他的结尾富有新意,精彩之极。过去的小说家在讲完他们应讲的故事情节后,总要交代主人公的结局如何,大凡都是说男女主人公过着幸福而富裕的生活,还有一群可爱孩子,等等;至于小说中的坏蛋,如果在故事结束前还没有受到惩罚的话,那么小说家也会作出交代,说他最后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变得一贫如洗,还娶了个整天唠唠叨叨的丑老婆,等等。而且,这样的交代往往只是三言两语,给人的感觉是小说家随便扔下一点残羹剩饭就草草收场了。但是,托尔斯泰却使小说结尾具有了真正重要的意义。他在小说结尾处再次把我们领进老伯爵的儿子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庄园,那已是七年以后了,这时尼古拉已娶了个有钱的妻子,有了孩子;彼埃尔和娜塔莎正住在他们家里。他们也结了婚,也有了孩子。但是,他们过去的种种激情和理想,对生活的种种追求和向往,现在却全都销蚀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彼此相爱,幸福美满,但是,天哪!他们却变得多么愚钝,多么平庸啊!经历了生活的种种艰辛、忧愁和痛苦之后,现在他们平静下来了,进入了中年人的自满自得状态。过去的娜塔莎是那么甜美,那么活泼,那么招人喜爱,现在她成了一个婆婆妈妈的家庭主妇。尼古拉·罗斯托夫曾是那样英俊潇洒,那样神采飞扬,现在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地主。彼埃尔过去就很胖,现在变得更胖了,他还是那副好脾气,也一点不比以前聪明。这样的结局也许太平常了,却蕴含着深刻的悲剧意味。我想,托尔斯泰之所以没有给我们一个慷慨激昂的结尾,是因为他知道,人生的结局大凡就是如此。他只能说真话。

托尔斯泰出身于乡村贵族家庭,这样的家庭很少产生杰出作家。他是尼古拉·托尔斯泰伯爵和玛丽亚·伏尔康斯基伯爵夫人的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生于母亲的祖宅——雅斯纳雅·波良纳,当他还是个孩子时,父母就去世了。他先是由家庭教师给予教育,后来进喀山大学读书,不久又转入圣彼得堡大学。他是个劣等学生,什么文凭也没拿到。他的贵族亲友把他带入社交界,先是在喀山,然后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他到舞厅跳舞,去剧院看戏,还时常参加贵族家宴。他到高加索山区服兵役,并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

就在这一时期,他开始狂饮滥赌,为了付赌债,他曾不得不卖掉他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部分家产——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里的房子。他是个性欲旺盛的人,在高加索时还染上了梅毒。按他在日记上所记,那是在一个狂欢之夜,一个赌牌、玩女人、和吉普赛人一起狂饮的夜晚——如果可以根据俄国小说来判断的话,这种狂饮看来是(或者过去是)俄国人寻欢作乐的一种普通的传统方式。对此,他曾有过强烈的悔恨;但是,只要一有机会,他又会重蹈覆辙。尽管他身体很强壮,可以整天走路,骑马十到十二小时也不觉得累,但他的身材并不高,而且相貌平平。「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是个漂亮的人,」他曾写道,「我常常陷入绝望;我想,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宽鼻梁、厚嘴唇、有一对小小的灰眼睛的人来说,世界上是不会有什么幸福在等待他的。我恳求上帝创造奇迹,让我变得漂亮些。为了一张漂亮的脸,我宁愿放弃我现在所有的一切,放弃我将来可能得到的一切。」殊不知,他那张朴实的脸其实很有精神,因而很吸引人;还有他的眼睛和他的谈吐,也颇有魅力。在那段时间里,他衣着讲究(就像可怜的司汤达一样,想用时髦的衣饰来弥补相貌的丑陋),而且炫耀自己的门第。他在喀山大学的一个同学曾这样描述他:「我回避这位伯爵。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我就讨厌他那种傲慢和冷淡的态度,那头短而硬的头发,那种眯缝着眼睛的样子,以及眼睛里的锐利目光。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年轻人,像他那样奇怪地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我很难理解这一点……他几乎总不回答我的问候,好像是要表明,由于某种原因我和他不是完全平等的……」托尔斯泰后来在军队时,又似乎对那些军官同僚抱着一种轻蔑态度。「起先,」他写道,「这里的许多事情都使我吃惊,但我使自己在和那些先生们保持距离的情况下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我找到一种恰当的中间姿态,对他们既不太疏远,也不太亲近。」

在高加索,以及后来在塞瓦斯托波尔,他写了一些随笔和短篇小说,还写了一篇关于自己童年生活的富于浪漫色彩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一家杂志上发表后,赢得了好评,所以当托尔斯泰离开战场回到圣彼得堡时,那里的作家文人很欢迎他。但是,他却不喜欢他们。他们后来也不喜欢他了。他自认为很坦诚,容不得当时的流行观念。他动辄发火,粗暴地反驳别人的意见,至于别人会怎么想,他根本不加考虑。屠格涅夫曾说,托尔斯泰总是喜欢用审判官似的目光看人,使人不胜困窘。这种目光,再加上刻薄的挖苦话,足以叫人恼羞成怒。他苛刻地非难别人,要是偶然读到一封用不太尊重的态度提及他的信,他就立刻会向写信人提出挑战。有一次,他的朋友费了很大的劲才使他放弃一场可笑的决斗。

那时自由主义风潮席卷俄国,解放农奴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大事。托尔斯泰在首都过了几个月的放荡生活后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他向自己庄园里的农奴提出一项计划,要给他们自由,但是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他于是就为农奴的孩子开了一所学校。他的教育方法颇为新颖别致:学生可以不上学,即使在学校里也可以不听教师讲课;完全不讲纪律,没有人会受到惩罚。他还亲自教这些学生读书,整天和他们在一起,晚上又和他们一起玩耍、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唱歌,往往忙到深夜。

也就在这时,他和一个农奴的妻子生下了一个私生子。这个名叫提摩西的私生子后来就成了托尔斯泰几个小儿子的马车夫。使他的传记作家感到有意思的是,托尔斯泰的父亲也有过一个私生子,后来也成了家里的马车夫。但在我看来,这说明托尔斯泰在道德上是有过失的。我本以为,既然托尔斯泰有那么一种自我谴责的道德良心,那么真诚地想把农奴从贫困和卑贱中解救出来,想让他们受到教育,想使他们变得干干净净、知书识礼、自尊自重,那么他至少是会为他自己的私生子做些什么的。屠格涅夫也有一个私生女儿,他就很照顾她,不仅让她受教育,还始终关心她的生活。我想,托尔斯泰在看到他的私生子(他至少和他有血缘关系)在为他的小儿子们(他们只不过是合法婚姻的产物)赶马车时,难道就不觉得羞愧?

托尔斯泰有个很大的性格特点:他对新鲜的事情总是非常热衷,但迟早总会厌倦。他似乎缺乏坚韧和沉稳的品质。因此,他办了两年学校后,就对自己努力的结果感到失望了,就关闭了学校。他感到疲倦,感到不满,身体也变坏了。后来他回忆说,要是当时没有另一件他从未尝试的新鲜事在吸引他的话,他很可能要绝望了。那件新鲜事就是结婚。

他决定尝试一下。那时他34岁,娶了贝尔斯博士的小女儿、18岁的索尼娅为妻。贝尔斯博士是内科医生,在莫斯科上流社会颇有声望,也是托尔斯泰家的老朋友。婚后,他们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索尼娅在最初的十一年间就生了八个孩子,后来是十五年间又生了五个孩子。托尔斯泰喜欢骑马,骑术也不错,他还喜欢打猎。婚后他的经济状况大有改善,在伏尔加河东面买下了一座新的庄园,这样,他已拥有大约相当于一万六千英亩的土地。他的生活也变得按部就班,像大多数俄国乡村贵族一样。在当时,俄国有许多这样的贵族,他们年轻时赌博、酗酒、玩女人,然后结婚、在庄园里定居、生一大群孩子、骑马、打猎、照管自己的土地和农奴。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人和托尔斯泰一样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和他一样为农奴的无知、可怕的贫困和恶劣的生活状况感到忧虑,也和他一样想改变农奴的命运。然而,有一点托尔斯泰却和他们不一样,那就是他在过着和他们一样的生活的同时,写出了两部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至于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却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就像苏塞克斯郡的一个老派绅士的儿子[28]居然会写出《西风颂》一样。

据说,索尼娅年轻时很有魅力,她身材优美,有一双漂亮的眼睛,鼻子很性感,头发乌黑发亮;她精力充沛,神情动人,嗓音清脆悦耳。托尔斯泰婚前有一段时间一直记日记,他不但记下自己的希望和思考、祈求和自责,同时也记下自己的过错,包括酗酒、嫖妓和其他一些事情。和索尼娅订婚后,他出于不向未来的妻子隐瞒任何事情的愿望,便把自己的日记给她看了。她大为惊恐,一边看一边流泪,整整一夜没睡。第二天,她把日记还给他,同时也宽恕了他。不过,宽恕是宽恕了,她却绝不会忘记。他们两人都是容易激动的人,都很有个性,像这样的人一般说来也往往会有一些令人难堪的脾气。索尼娅很苛求,占有欲很强,嫉妒心也很重;托尔斯泰则既严厉又固执。孩子出生后,托尔斯泰总是要求索尼娅亲自给孩子喂奶。这她愿意,只是有一次孩子刚刚生下不久,她觉得乳房痛得厉害,便不得不把婴儿交给奶妈,没想到托尔斯泰竟对她大发脾气。他们时常会吵架,但每次都会和解。他们彼此相爱,所以他们的婚姻总体上说是很美满的。托尔斯泰既要管理庄园,又要从事写作。他的字迹很潦草,每张手稿都要索尼娅誊抄一遍,因为她善于辨认他的笔迹,有时她还要猜着整理出他仓促记下的笔记和写得不完整的字句。据说,《战争与和平》的手稿,她整整抄了七遍。

西蒙教授曾这样描述过托尔斯泰的一天:「全家在吃早饭时聚在一起,男主人的妙语和笑话使餐桌上的闲谈既活跃又风趣。最后,他总是站起来说,现在该工作了,于是消失在书房里,通常还随身端着一杯浓茶。他要到下午再露面,去做锻炼,通常是散步和骑马。到五点钟他回来吃晚饭,吃得狼吞虎咽。吃饱以后,他就会生动地讲述自己散步时的种种见闻,常常逗得所有人都哈哈大笑。然后,他回书房去读书,到晚上八点再和家人及来访者一起喝茶,这时总是听音乐、朗读,或者和孩子们玩游戏。」

这是一种忙碌的、有益的、心满意足的生活,在往后的许多年里,这样的生活一直继续着:索尼娅生养孩子,照料家务,帮助丈夫抄稿;托尔斯泰则骑马打猎,管理庄园,写他的小说。然而,他正一天天向50岁靠近,这对任何男人来说都是个危机时期。现在已不再年轻,当回首往事时他很自然地要问,自己在生活中究竟得到了什么;而往前看,暮年已近在眼前,他又难免要为暗淡的前景感到沮丧。在托尔斯泰一生中,有一种恐惧始终伴随着他——那就是死亡的恐惧。人都不免一死,好在绝大多数人都很理智,除了遇到危险或者身患重病,平时是不去想它的。但是,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死亡却永远是一种近在眼前的凶兆。在他的《忏悔录》一书里,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

五年以前,某种非常奇怪的事情开始在我身上发生了。起先,我有时候感到困惑,感到生活的压抑,简直像不知道该怎么生活,该做些什么似的;我感到空虚而不知所措,变得气馁起来。但这种情况过去了,我又像以前那样生活。然后,那种困惑的时刻重新出现,越来越经常地,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它们总是表现为这样一些疑问:生活是为了什么?它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一直赖以立足其上的地基坍塌了,在我脚下什么都没有了。我赖以生存的东西不再存在了,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立身。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够呼吸、吃喝、睡觉,而且我不能不做这些事情;但是没有生命,因为没有希望,没有那种我认为有理由去实现的希望。

所有这一切落到我头上,正是我被那种所谓十全十美的好运气包围住的时候。我还不到50岁;有一个爱我的好妻子,而我也爱她;有可爱的孩子们,有一个很大的庄园,我没费多少精力就使它得到了改善和扩展……人们称赞我,而如果说我很出名,那也不是太大的自欺……我享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强壮,这在我的同类中还很少见到:就体力说,我能够和农民们同步刈割;在脑力上,我能够一口气工作八到十个小时而不会生病。

我的精神状态以这样一种方式向我显示出来:我的生命是别人对我开的一个愚蠢而恶毒的玩笑。

托尔斯泰从少年时代起就不相信上帝了。但是,信仰的丧失却使他觉得愁闷和空虚,因为他时常有一种想法,想解答生命之谜。他曾这样自问:「我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他找不到答案。于是,他恢复了对上帝的信仰。不过,这种信仰是通过一种推理达到的,而这种推理竟会由他这样一种亢奋型的人作出,确实非常奇怪。「如果我存在,」他写道,「那就必定有某种原因。而所有一切的最后原因,就是人们叫做上帝的那个东西。」这是一种有关上帝的最古老推论。当时,他仍不相信具有人格的上帝,也不相信人死后生命还会继续,只是到了后来,当他开始认为自我也属于上帝的一部分时,他才觉得生命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停止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了。他一度曾坚信俄国东正教会,但是很快对教会反感了,因为他发现那些神职人员的生活和他们所宣扬的教义是不相符的。他觉得没必要再去相信他们要他相信的那些东西了,只准备接受可以用浅显和实际的道理来加以证实的东西。他开始接近那些穷困、低贱和没有文化的信徒,而对他们的生活观察得越深入,他就越相信,他们尽管带有迷信色彩,却拥有一种真正的信仰;对他们来说,有这样的信仰是必然的,因为它使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他们只有靠它才能生活下去。

经过了好几年充满痛苦的反省和沉思,托尔斯泰最后确定了自己的看法。要把他的看法简明扼要地概括出来并不容易,我只能勉强试一试。他拒绝教会的那套宗教仪式,因为在基督的教诲中找不到根据,而且施行那样的仪式只会给真理抹黑。他也拒绝教会对基督原则所作的解释,认为它们是荒谬的,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他只相信那些仅仅在耶稣的言论中才能找到的真理,同时认为耶稣言论的精髓就包含在「勿抗恶」这一箴言中。它体现为「不要发誓」这一命令——托尔斯泰认定,「不要发誓」不仅仅指一般的赌咒,而是指任何形式的誓言,包括证人席上的宣誓和士兵们入伍时的宣誓。它还体现在「爱你的敌人,祝福那些诅咒你的人吧」这一训诫中,根据这一训诫,人们不仅不能向自己的敌人宣战,即使在遭到敌人攻击时也不能以武力反击。托尔斯泰认为,采纳一种主张就意味着采取行动,既然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基督教的原则就是爱、谦卑、自我否定和以善报恶,那么他就得义不容辞地放弃一切享受,就得不辞劳作、经受困苦,就得贬低自己、宽恕他人。

然而,作为虔诚的东正教徒,索尼娅却坚持要让孩子们接受宗教教育,坚持要顺从上帝的旨意,在自己所属的地位上尽其责任。她并不是那种很有灵性的女人,实际上她要养育那么多孩子,要让他们受到良好教育,还要参与管理这么大一个庄园,也没有多少时间来培养自己的灵性了。她既不理解、也不赞同丈夫改变信仰,好在她还有足够的耐心予以容忍。但是,当丈夫要把自己的信仰付诸行动时,她却无法容忍了,而且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托尔斯泰由于觉得自己不该靠别人生活,就决定自己生炉子、打水和料理衣物。出于自食其力的想法,他还请来一个鞋匠教自己制作靴子。他在庄园里和农奴们一起干活:耕地、运干草、伐木。对此,索尼娅大为不满,她认为托尔斯泰从早到晚地干体力活对他并无益处,因为即使在农奴中间,这些活也是年轻人干的。

「当然你会说,」她曾在一张给他的纸条上这样写道,「这样的生活符合你的信念,你喜欢这样。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要说的只是:希望你过得快活!但我还是生气,因为你把精力全用到劈木头、烧茶炊和做靴子上去了。当然,这些事作为休息或者用来调剂一下头脑是很好的,但总不能把它们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吧。」她说得不错。托尔斯泰认为体力劳动似乎在任何方面都要比脑力劳动高尚,这是很愚蠢的。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写小说给那些有闲者看,但就算这样,我们也不能相信他就找不到比做靴子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做了。他做的靴子质量之差,可以说任何人都不能穿。他还开始穿农民们穿的衣服,不修边幅到了邋里邋遢的地步。据说,他有一次装完粪就走进房间吃晚饭,身上散发着难闻的臭气,弄得一家人只好开着窗子吃饭。他过去喜欢打猎,现在已彻底放弃,还成了素食者。因为他觉得不应该杀生,更不应该把动物的肉放在餐桌上。他多年前就开始节制自己的酒量,现在又彻底戒了酒。最后,他还非常痛苦地戒了烟。

这时,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尤其是大女儿达尼亚,她快到参加社交活动的年龄了。为了孩子们的教育,索尼娅坚持要全家到莫斯科去过冬。托尔斯泰虽不喜欢城市生活,但他还是同意了妻子的决定。他在莫斯科看到了惊人的贫富差距。「我过去感觉到,现在感觉到,将来还会继续感觉到,」他曾这样写道,「只要我有多余的食物而别人没有,我有两件外套而别人没有,我就会觉得是陷入了一种不断重复的罪恶。」无论谁想告诉他,世上从来就有富人和穷人,而且将来也一定会有,那都是无济于事的;反正他觉得这不对。他曾访问过一个为赤贫者准备的夜间留宿处,当亲眼目睹了那里的可怕情形后,想到自己回家后将由两名身穿制服、戴着白领结和白手套的男仆伺候着享用有五道大菜的晚餐,便觉得无比羞愧。他把自己身边的钱分给那些穷困不堪、可怜巴巴的人,但结果是,那些人用他的钱不是去赌博就是去喝酒,总之他的钱起的坏作用比好作用多。「金钱是罪恶的,」他愤恨地说,「因此给别人钱的人,也是在作恶。」从这里往前跨一小步,他就产生了这样的信念:财产是不道德的,占有财产就是犯罪。

对托尔斯泰来说,接下来的一步是明摆着的:他必须放弃自己所有的一切。为此,他和妻子发生了猛烈的冲突。索尼娅既不想让自己沦为乞丐,也不想让孩子们一文不名。她威胁说,要到法院起诉,并要求法院宣布托尔斯泰已丧失管理家庭财产的能力。经过天知道有多么刻毒的争吵,托尔斯泰提出要把自己的财产划归给她。但她又拒绝了。到最后,她同意和孩子们一起分占了他的财产。在持续不断发生争吵的几年间,托尔斯泰曾不止一次离家出走,但每次没走多远就返回了,原因是他想到这样会伤害妻子,心情便特别沉重。他继续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尽管家里的生活已相当有节制,但他仍觉得太奢侈,并为此感到羞愧。家庭关系依然很紧张。他不赞成当时所谓的正规教育,但他妻子却安排孩子们去接受这样的教育;他要按自己的愿望处理自己的财产,他妻子却加以阻挠;对此,他不能原谅她。

托尔斯泰改变信仰后又活了三十年,但由于篇幅有限,我不能详细谈论他在这三十年间的生活。我不得不把许多并非不重要的事情也省略掉。反正,他后来成了一个受公众崇拜的偶像,不仅被誉为俄国最伟大的作家,而且在世界各地都赢得了巨大声誉,被看作是集小说家、民众导师和道德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那些信奉他的学说并想遵循他的原则来生活的人,还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地。然而,当他们试图实行他的不抗恶原则时,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关于他们的种种遭遇,当时有诸多传说,听起来既滑稽可笑,又发人深省。幸亏托尔斯泰生性多疑,又很好辩,所以他固执己见并毫不犹豫地断言,那些传说都出自某些人的卑劣动机,为此他还得罪了许多朋友。尽管如此,他名声却越来越大,大批的学生、朝拜圣地的香客、旅游者、崇拜者和信徒、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都纷纷涌向雅斯纳雅·波良纳。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索尼娅的妒忌心和占有欲是很强的,她一直想独占她的丈夫,因此她对陌生人前来骚扰她的家庭生活觉得厌烦。她在抱怨和痛苦之余,甚至不惜贬低她的丈夫。她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就在他向人们讲述他那些美妙的想法并一谈到自己就变得多愁善感的同时,他却依然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他贪吃美味的食物,兴致勃勃地骑自行车、骑马,还有淫欲。」在另一篇日记里她又写道:「我不能不抱怨,因为他为所谓的人民幸福所做的一切把家里的生活弄得一片混乱,对我来说,生活越来越困难了。他的素食主义意味着我要准备双份晚餐,这就要花费更多的钱和精力。他那些关于爱的喋喋不休的说教,在家里引不起兴趣,却把各种各样的下等人搅到我们的生活里来了。」

在最初接受托尔斯泰思想的人中间,有个叫切尔特科夫的年轻人。他很富有,还是近卫军上尉,不过当他开始信仰不抗恶原则后,他便辞去了军队里的职务。他是个诚实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热心肠的人,但却生性专横,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爱尔蒙·莫德[29]曾说,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不是变成他手中的工具,便是和他发生冲突,或者就逃之夭夭。他和托尔斯泰之间有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托尔斯泰去世为止。他有一种能力,甚至能影响托尔斯泰,而这无疑使托尔斯泰夫人大为恼火。

托尔斯泰的大多数朋友都把他的学说看作偏激之论,唯有切尔特科夫,却不断鼓励托尔斯泰走得更远,使他更加执着地想去实践自己的学说。道德的自我完善是当时托尔斯泰考虑得最多的,因此他已无心管理庄园。他本来每年可以从庄园获得相当于三万美元的收入,现在的实际收入却不超过二千五百美元。这显然不够用来维持家用和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于是,托尔斯泰夫人就说服丈夫,把他1881年以前所写的全部作品的版权交给她,由她去借钱开办一家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她把这件事办得很成功,至少家里有钱支付各种开销了。但是,作家拥有版权却显然有悖托尔斯泰的信念,因为他认为个人拥有任何财产都是不道德的。当时,切尔特科夫其实已经在劝托尔斯泰把自己在1881年以后写的全部作品都宣布为是公共财产,任何人都有权出版。这已经使托尔斯泰夫人够恼火的了,而托尔斯泰要做的还不止于此,他要求她交出他的早期作品的版权,其中当然包括那些著名小说的版权,因为他想和后期作品的版权一起放弃。她断然拒绝,因为一家人的生活现在就依赖于出版这些作品所得的收入。于是,家里又开始了刻毒而无休止的争吵。索尼娅和切尔特科夫之间的矛盾,使托尔斯泰不得安宁。他们各有各的道理,托尔斯泰就夹在两者的冲突中间,而对两方面提出的理由,他都很难予以否定。

1896年,托尔斯泰68岁。他结婚已有三十四年,大多数孩子都已长大,第二个女儿也快要出嫁了。这时,已经52岁的托尔斯泰夫人却极不光彩地爱上了一个年轻男子,一个叫塔纳耶夫的作曲家。托尔斯泰深感震惊、羞愧和愤怒。下面是他写给她的一封信:「你和塔纳耶夫的过分亲密的关系使我作呕,我不能无动于衷地容忍你们的这种关系。如果我在这样的情形下继续和你生活在一起,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名誉也要受到玷污。我已经苦恼了整整一年,这你也知道。我曾经在激动时把这告诉过你,而且请求你不要那样做。后来我试图保持平静,我作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都不行。你们的关系在继续发展,而且我能想象,它将这样一直发展到头。我无法再容忍下去了。很明显,你不肯放弃这种关系,那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分离。我已下了决心,只能这么办。只是我必须考虑一个最合适的方式。对我来说,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出国。我想,我们总会想出一个最好的办法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

然而,他们并没有分离,而是使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托尔斯泰夫人仍以一个多情的老年女人的那种狂热纠缠着那个作曲家,后者虽然开始时可能很高兴,不久之后却厌倦了这种他无以回报、同时又使他显得可笑的热情。后来,她终于意识到他是在躲避她,最后他更是当众羞辱了她。这使她深受伤害,而且很快就认为他只是个「厚颜无耻的、在精神和身体上都粗俗不堪的」家伙。于是,这桩不体面的风流逸事也就到此结束了。

这时,托尔斯泰夫妇之间的不和已尽人皆知。使托尔斯泰夫人深感痛苦的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们——也就是他现在仅有的朋友——都站在托尔斯泰一边,而且公开对她表示敌意,因为她阻碍托尔斯泰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他的理想也就是他们的理想。不过,对托尔斯泰来说,信仰的转变却几乎没有给他带来幸福。他不仅失去了往日的朋友,还在家庭中造成矛盾,和妻子争吵不休。与此同时,他的追随者又责备他继续过那种舒适的生活,对此他羞愧万分。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开始第七十个年头的生活时,我一心希望的就是能得到安宁,这虽然并不十分符合我的本意,但总比现在这种情况要好,现在我是生活在实际需要和良心的明显的矛盾之中。」

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这之后的十年间他多次生病,有一次还病得差一点死去。就在这一时期认识他的高尔基曾这样描绘他:「瘦小,头发灰白,眼睛却比以前更加有神,看人时的眼光也比从前更加锐利,脸上皱纹很深,蓄着一把长长的白胡子。」他已经是个古稀老人,80岁了。一年过去,又过了一年,他82岁了。他衰老得非常快,显然只有几个月可以活了,但他们夫妇俩仍为那些无聊的争吵所苦。切尔特科夫显然不像托尔斯泰那样把任何财产看成罪恶,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附近买下一座庄园,这样自然就方便了他和托尔斯泰之间的来往。他开始催促托尔斯泰实施自己的计划,就是在他死后把所有的著作权统统划归社会所有。托尔斯泰夫人被激怒了,因为这样一来,托尔斯泰在二十五年前划归给她的那些小说的版权将不再受她支配。她和切尔特科夫之间长期积存的敌意终于爆发成一场公开的争论。除了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她受切尔特科夫的影响甚大——其他孩子都站在母亲一边。尽管托尔斯泰已把庄园分给他们,他们仍然不愿按他所希望的那样生活,更弄不明白为什么非要他们同意他放弃版权,从而失去一大笔收入。然而,不管家里人施加怎样的压力,托尔斯泰还是立了一份遗嘱。根据这份遗嘱,他去世后所有作品的版权都遗赠给公众,尚存的手稿交切尔特科夫保管并由他全权处理。由于这份遗嘱尚不具备法律效力,切尔特科夫劝托尔斯泰再立一份遗嘱。为了不让托尔斯泰夫人知道,公证人被偷偷带进家,书房的门被紧紧锁上,托尔斯泰就在书房里亲手把遗嘱抄了一遍。在这份遗嘱里,托尔斯泰决定让小女儿亚历山德拉作为他所有作品的版权管理人。这是切尔特科夫的主意,原因是:就如他后来所说,「我觉得,托尔斯泰夫人及其子女肯定是不愿让一个非家庭成员作为版权管理人的。」他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份遗嘱使他们失去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切尔特科夫仍未觉得十分满意,他自己又起草了一份遗嘱,并让托尔斯泰坐在他庄园附近树林里的一个树桩上抄了一遍。根据这份遗嘱,切尔特科夫对托尔斯泰的手稿拥有绝对控制权。

手稿中最重要的是托尔斯泰晚年的日记。他早期的日记一直在托尔斯泰夫人手里,但他把自己最近十年的日记交给了切尔特科夫。托尔斯泰夫人得知后一心想把它弄回来。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日记发表后可给她带来丰厚的收入,其实她是不愿让这些日记公之于众,因为托尔斯泰在日记里非常坦率地说到了他们夫妻间的不和。她派人到切尔特科夫那里去要求他归还日记。他拒绝了。她威胁说,如果切尔特科夫不归还日记,她就服毒或者自缢。托尔斯泰受不了她的狂怒,就从切尔特科夫那里把日记取了回来,但他没有给她,而是存入了银行的保险箱。切尔特科夫给他写了一封信,对此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收到切尔特科夫一封充满埋怨和责备的信。他们撕碎了我的心。我有时真想走得远远的,离开所有这些人。」

从年轻的时候起,托尔斯泰就一直希望远离尘世,隐居在某个地方,在孤寂中求得自我完善。像许多作家一样,他也把自己的这种愿望体现在两个小说人物——即《战争与和平》里的彼埃尔和《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身上,这两个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己的写照。现在,他的生活状况更使他想尽快地实现这一愿望。妻子和孩子们使他烦心。那些认为他应该完全实践自己理想的朋友又责备他,使他觉得苦恼。他们中有许多人还因为他没能言行一致而倍感痛苦,几乎每天写信给他,责备他,甚至说他虚伪,这无疑使他万分伤心。譬如,有个虔诚的信徒在信中请求他放弃自己的庄园,把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亲戚和穷人,不留一个戈比,然后像乞丐一样去过流浪生活。他在回信中作了这样的回答:「你的信深深打动了我,你建议我做的事正是我神圣的梦想,但直到现在我还不能那样做,有许多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我必须不影响其他人。」导致人们采取某种行动的真实原因往往是深藏在他们的下意识里的,就托尔斯泰的情况而言,我认为他之所以没有像他的朋友和他的良心所要求的那样去做,其真实原因就是他下意识里并不十分想那样做。作家往往有一种心理特点,这种心理特点虽然对每个研究作家生平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至今还没有听人正式谈起过,那就是:凡具有独创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内心因某种原因而遭压制的本能、欲望、白日梦(随你叫什么都可以)的升华,而当他们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这些东西之后,他们既然已经摆脱自己的内心压力,往往也就不会再进一步采取实际行动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毕竟不能使他们完全满意,他们心里总会有某种欠缺感。这就是为什么作家往往会赞美体力劳动者、往往会怀着一种不自觉的妒意羡慕体力劳动的原因。很可能,托尔斯泰热衷于体力劳动,就是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某种欲望,摆脱某种压力。也就是说,他作为作家还没能通过写作发泄掉内心的全部欲望,因此还想以其他形式表现自己,而这种无意识的自我表现,却在他的意识中被真诚地认为自己正在做着正确的事情。

当然,他天生是个作家,本能地要以最动人、最富于戏剧性又最有趣味的方式表现自己。我认为,在他那些带有说教性质的论著中,他是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显得更加鲜明才失去控制的,要是他停下来想想这些观点究竟会得出怎样的结论,那么他可能就不会把它们发挥到如此绝对的地步了。有一次他确实承认过,在理论上虽然不能作出妥协,但在实践中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他就必须放弃他的整个立场,因为妥协既然在实践中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要彻底实行他的理论是不可能的,那就意味着他的理论一定有问题。然而,托尔斯泰的不幸却在于,即便他本人想作出某种妥协,他的那些怀着崇拜心情成群结队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信徒也不会同意。他们催逼这位老人,要他做出某种具有戏剧性的行动来满足他们那种确实有点残忍的愿望。托尔斯泰被自己的学说禁锢住了。他的那些著作、由那些著作引起的强烈反响(当然并不全是灾难性的)以及人们对他的尊敬、爱戴和崇拜,这一切都把他推到了一条绝路上,而他又不想走那条路。

这是因为,尽管他最后离家出走并在旅途中离开了人世,但他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由于受到了良心和信徒们的催逼,而只是为了暂时逃离他的妻子。导致他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很偶然的。那天他上床睡觉,不一会儿听到妻子在他书房里的纸堆中翻找什么。他心里一直在想着不久前瞒着妻子立下的那份遗嘱,所以随即就想到,一定是妻子听说了遗嘱的事,现在正在偷偷地寻找。等她离开书房后,他就起床,拿了几份手稿,包了一些衣服,然后叫醒那时正住在他庄园里的私人医生并对他说,他打算离家出走。这时亚历山德拉也醒了。他们把车夫从床上叫起来,套好马车后,托尔斯泰便在私人医生陪伴下登上马车驶向火车站。这时正好是早上五点。火车很拥挤,他们不得不站在车厢末端的露天小平台上,而这时正好下着雨,寒风凄凄。他们在沙玛丁下了车,因为托尔斯泰有个妹妹在那里的修道院里当修女。在那里,他们和稍后赶到的亚历山德拉会合。她带来消息说,她母亲已发现他们出走,而且想自杀。这事她以前不止做过一次,只是每次都下不了决心,结果总是在家里引起一阵忙乱而已。亚历山德拉要父亲继续赶路,因为母亲一旦知道他在哪儿,肯定会匆匆赶来。于是他们又登上了去罗斯托夫的火车。托尔斯泰原先就患了感冒,尚未痊愈,在火车上一折腾就病得更加严重了。与他同行的私人医生只好让他在中途的一个小车站下车。这是一个叫阿斯塔波夫的小车站。站长听说病人是谁后,马上就把自己的房间让了出来。

第二天,托尔斯泰叫私人医生打电报给切尔特科夫。亚历山德拉写信给她的哥哥,要他从莫斯科带一个医生来。但是,托尔斯泰实在太出名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很难保密,因此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有新闻记者把他所在的地方告诉了托尔斯泰夫人。她随即带着孩子们赶到阿斯塔波夫,但是托尔斯泰已病得非常严重,医生觉得最好还是别让她去打扰他,所以没有让她走进房间。不久,托尔斯泰生病的消息便传到了各地。于是,在短短的一个星期里,阿斯塔波夫车站上挤满了政府代表、警察、官员、新闻记者、摄影师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人。停在侧线上的火车车厢成了他们的临时住处,当地的电报局忙得不可开交。更多的医生赶到了,最后有五个医生在他床边。他经常昏迷,但清醒的时候仍想到妻子,他不知道她就在房间外面,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只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过去他一直害怕死亡,现在他不再害怕了。他在清醒的时候不断叫喊:「逃吧!逃吧!」最后,托尔斯泰夫人被允许到房间里来看他。但他已经失去知觉。她跪在地上吻他的手;他叹了一口气,没有迹象表明他意识到妻子就在他身边。1910年11月7日,星期天,早上六点过几分,他去世了。

我为了写这篇文章,曾把爱尔默·莫德写的《托尔斯泰传》读了好几遍,还读了由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忏悔录》。莫德对托尔斯泰生平的描述特别有趣,因为他和托尔斯泰及其家人都很熟,这是他的有利条件。遗憾的是,他很少谈到自己的看法,而这却是大多数人想知道的。我也读了西蒙教授写的那部内容充实、详尽而可信的托尔斯泰传记,他为我提供了许多有关托尔斯泰的事实。这些事实很有意义,但爱尔默·莫德大概是出于谨慎,在他的《托尔斯泰传》里没有提及。我觉得,西蒙教授的这部托尔斯泰传记具有传世价值,是英语传记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选自《毛姆读书心得》,作者:毛姆,译者:刘文荣)

责任编辑: 韦海生

本站文章均标明作者或出处,仅供个人学习之用,如有侵权,请在下方留言,我将尽快删除。

热门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