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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六):读书与治学

古人读书与治学本为一事,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后人解读为“古之学者纯意于德行,而无意于功名。今之学者意于功名, 而未纯于德行。至其下,则又为利而学也。” 范晔指为己是因心以会道,为人则凭誉以显扬,前者为了完善自己,后者旨在沽名钓誉。因此晁说之说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或将陈寅恪“读书不肯为人忙” 的意思,解读为要有创见,显然还存在不小的距离。这样泾渭分明的区别,后来却有些含糊其辞,以致演化为读书为己之后应当为人。胡适在《略谈人生观》一文中,从王安石的诗文找出其为己的个人主义人生观,认为王安石曾将古代极端为我的杨朱与提倡兼爱的墨子相比,说:“为己是学者之本也,为人是学者之末也。学者之事必先为己为我,其为己有余,则天下事可以为人,不可不为人。” 并且解释道:“这就是说,一个人在最初的时候应该为自己,在为自己有余的时候,就该为别人, 而且不可不为别人。” 这样的解读,如果作为读书之道,显然与孔子的意思差异甚大。

今人或盲目望文生义,或有意别出心裁,将读书为人说成是贡献于社会,提出读书有为知、为己、为人的三为说,而且宣称三为之中,为知、 为己比较容易被常人理解,为人则必须有大胸怀和大抱负。如此一来,为人的境界犹在为己之上许多。只是此为人非彼为人,言辞相同,意思迥异。或者进而称有为己之学,有为人之学。读书得间,自出机杼,成一家言,此为己之学;汇编史料,译介经典,制作索引,泽被天下后世,此为人之学。并以兼及二者为上佳。诸如此类的转义,与胡适等人所说又有分别。虽然各有凭借理据,可是容易混淆读书为己的本意,看起来反而为人较为己不仅先后秩序有别,而且境界犹有后来居上之势。当然,也有人不愿模糊分际,晚清放过广东学政,又长期主讲上海龙门书院的刘熙载就依然坚持为己为人不可混淆,断言:“学有九分为己,参以一分为人,则此一分便能移掇九分一同向外,最可怕。”(《持志塾言》)

即便按照读书为己之后为人的说法,也应该读完书后还有余力和创见才能有所撰述。这样的取法,今人听来或有故标高的之嫌,不仅压力之大无暇读书,取径之偏无缘读书,甚至被人误导以为不必读书。1928 年,正式主持新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鉴于 “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针对中国传统治学首重读书的风气,明确宣称:“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还要用找东西的成果,更 “改了 ‘读书就是学问’ 的风气”。傅斯年此番言说的对象,其实是史语所那些读过书且训练有素的学人,同时高揭旗帜,划分壁垒,借以排斥那些在他看来不能扩张材料而想进入史语所的读书人。可是对于所内的新进后学以及社会上的好学青年,仍然产生不小的流弊。民国以来,不仅学生只读教科书而不读书,学人也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找材料。普遍而言,今日之学界,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已经荡然无存,如西洋人那样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成为时趋常态。

当然,近代学人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的风气,并非始于傅斯年的旨趣。此前王国维批评胡适的整理国故,担心之一,就是 “胡先生想把国学开出一细帐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帐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了”。为此,萧公权主张在假设与求证之前,应有一放眼看书的阶段,以免 “思而不学则殆”。

到了抗战期间,民族危机促使学人重新检讨战前学术风气的偏蔽,以及学术的社会功能。1941 年 4 月,钱穆应邀在江苏同乡会演讲“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批评“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要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不要随便乱读。……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

按照君子协定,中研院史语所不治近代史,很长时期近代史领域由社会所、经济所兼顾。可是傅斯年的旨趣对于近现代史的研究影响尤其大。如果说古代史领域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的问题也有日趋严重之势,毕竟文献有限,多翻亦可以熟悉,而在一般人认为书多读不完的近现代史领域,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几乎成为理所当然的正确取径,读书治学或许已成例外。清代以来,史料大幅度扩张,图书、档案、报刊、民间文书、影像资料和口述史料等,每一项均超过此前历代文献总和的百倍以上。加上各种文献不仅数量庞大,形式内容多样,而且大都未经过认真梳理解读。而晚近史料史事繁杂,各种可能性激增,大量今典本事,解读起来较古籍更加困难。所谓放眼读书,如何实现?面对既读不完也读不懂的现实,在专精与博通的两难取舍之间,学人往往倾向于前者,连陈垣等详于文献的老师宿儒也主张缩短战线。本来缩短是由于人力所不及,不得已而为之,相沿成习,居然演变为成名捷径。学界通行的抢占制高点之说,成为师弟口耳相传的独门秘诀。可是读书治学,志向高远才能有成,若以为书太多读不完而干脆放弃放眼读书的努力,开头即囿于一隅,一味窄而深的结果,不仅必然偏,而且容易错。断代和分门别类的小圈子自成一统,日积月累,形成集体无意识,不能察觉偏蔽之所在,更无法探寻致蔽的根源和除蔽的解决之道,反而不断强化先是自娱自乐继而自欺欺人的所谓行规。这样破绽百出、衣不蔽体的乞丐装看似时髦,在放眼读过书、治学胸有成竹的高人看来简直就是难以遮羞的破渔网,何谈八面受敌,滴水不漏?

读书少而著述多,为时下学界通病。读书不够,主要表现有二:其一,未经放眼读书的阶段,即以过于狭隘的知识做凿空蹈隙的专题。不仅见木不见林,甚至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其二,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以今日出版的不断加速以及网络资源的极大丰富,学人坐拥书城的梦想早已成为普遍的现实。遍览群书,可做的题目俯拾皆是,即使近现代史,也罕有完全不能下手的问题。但找材料不读书,则家有金山,却沿门托钵,踏破铁鞋得来的珍馐美味,或许不过是珍珠翡翠白玉汤。

学人应当多读书,不能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为写书而翻书,即是不为己而但为人的表现,等于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往往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目的,并据以权衡取舍,难免看朱成碧的危险。尽管如今读完书再做学问已是奢求,毕竟没有整体,具体很难把握得当。所谓非碎无以立通,前提还是放眼读书,然后由博返约,整体之下研究具体,并非由碎开始,以碎为通。通与碎的关联,全在于能否拿捏适当,得其所哉。将局部放大整体、将局部等同于整体或用个别片断拼凑成整体,都是想通而不能通的表现。专题研究有通与不通之别, 宏观通论也有胡言乱语与贯通无碍之分。对于有志于学者而言,放眼读书的好处无穷,概括列举,至少有五方面:一是能从常见材料查知真历史,不一定要踏破铁鞋找前人未知,却能敏锐捕捉和善于应用新出材料。二是无须竭泽而渔。一般而言,用五成功夫可得八分材料,再用五成功夫只能增加一成或一成半材料,另有一至一成半只能阙疑以待。做什么即看什么,由于不知大体边际及脉络底细,仿佛暗夜摸黑,总感到茫然忐忑,不知究竟要看到何种程度才能掌握事实本相的来龙去脉。经过放眼读书,则用五成功夫已经了然于胸。三是大体不错。一味找材料容易先入为主,只见确证,不见反证。以晚近文献之多,筛选过滤出来的材料即使偏于一端亦往往能够立论,虽然看似自圆其说,却与本事不合。放眼读书,没有成见,则不至于对反证视而不见。据此立论,不会出现大的偏差。四是先慢后快,先涩后畅。不经过下苦功读书,终生或局于一隅,或翻来覆去。每换一研究专题,就要将所有文献重新翻检一过。读过书则不必如此繁琐,同时可研治多项专题,相互支撑贯通。五是厚积薄发,功力可以日益精进。放眼读过书,犹如练过少林内功,功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继长增高,前 10 年未必胜,中 10 年不会败,后 10 年不必战。

概言之,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

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复次,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 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 的结果,自然是 “两处茫茫皆不见”。

最后,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 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

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 《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 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 年 6 月 18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

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不仅如此,善于治史者,伪材料亦可见真历史。陈寅恪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转自《学术研究》,2013 年第 11 期,作者:桑兵)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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