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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山乡巨变》的创作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行话,这是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的一批经典小说的一个精练的概括,可以说代表了十七年文学的最高成就。这些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小说,在那样一个火红的年代曾影响了亿万读者,形成了广泛而轰动的社会效应。虽然在文革后的有段时间,这些作品曾遭到了读者和各方面不同程度的责难,但是现如今,对“红色经典”的改编和研究又呈现热门之势,硕博论文关注“红色经典”的越来越多、电视电影编剧们的目光也重新投向了这些经典小说、收藏界和出版界对“红色经典”小说及相关出版产品的兴趣日益高涨、《林海雪原》甚至被改编成了电脑游戏在2006年初火热上市了……在这样喧嚣热闹的舞台上,相较之下,周立波和他的《山乡巨变》显得有些寂寞,连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方,周立波的家乡湖南益阳,新一代年轻人中关注这部作品的也越来越少了。寂寞的山乡,是否会在日落黄昏时回忆那往昔如火的岁月、想念那些生动形象的老朋友,以及那个挽起裤管跟农民一起下田的作家周立波,那个好人周立波……

一、20世纪50—60年代:《山乡巨变》诞生与经典化

周立波,1908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县清溪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原名绍仪,又叫奉梧、凤翔,家乡的人也亲切的叫他立波胡子,立波是英语“Liberty”(自由)的音译,是他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时用的一个笔名,后来一直沿用。

与今天我们这样平和安宁的生活相比,周立波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早年在家乡认真勤勉的读书,爱看各种古典小说,19岁的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在上海读大学的周扬,结下了终身的友谊。其实按辈份来讲周扬和周立波应该是叔侄,据有人考证益阳《周谱》,他们二人分别是周瑜的59、60代孙。当时年轻的周扬向周立波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思想,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渐渐的周立波开始参加一些进步的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后来跟随周扬去了上海,从此周立波由湖南乡间一个好学的学生伢子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周立波传奇的革命生涯中,他曾经揣着小刀参加上海的飞行集会、在30年代的上海积极组织宣传罢工运动、坐过国民党的大牢、办过多种进步报刊、自学英语翻译了多种进步小说、写了大量的评论、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抗战时做过史沫特莱的翻译、去抗战前线做过战地记者,参加过359旅南征,被誉为“钢铁的文艺战士”、采访过多位共和国的大将军、在延安鲁艺教过“名著选读”,被誉为鲁艺历史上“最具浪漫色彩的篇章之一”……

周立波集多种角色于一身,有一种为了革命投入一切的单纯的热情,而他本人也是这样一个单纯、热情有时候甚至有点激进的人。也曾在鲁艺教书的严文井先生曾回忆过这样一个故事:“记得1940年夏天,有一次鲁艺举行茶话会,欢迎从新疆来的矛盾同志。有位歌唱家,可能是对节目安排有点意见,请他出场时,他不大高兴,就唱了一支俄罗斯讽刺歌曲——《跳蚤歌》。立波认为他是故意捣乱会场,侮慢主持茶话会的同志,马上拿起以把茶壶甩了过去,打个粉碎使主人和客人都感到很尴尬,而立波还满以为自己做的对哩,他就是这么刚直又有些简单!”周立波就是这样爱憎分明,简单真诚,也无怪乎周扬晚年曾经对儿子说不让立波做官是因为他不适合做官。他的这种性格也影响了建国后的小说创作,总是本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切切实实的从生活中来,到群众中去,走这样的一条道路固然有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巨大影响,但是与周立波实在的性格也是密不可分的。

在写《山乡巨变》之前,周立波已经因为写于建国前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而闻名于全国,这是一本描写东北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全景式的描写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周立波并没有想到要写长篇小说,后来难忘于农村的生活而提起了笔,写作素材完全源于当时在东北农村进行土改运动的真实场景,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当时被当作教科书为土改工作人员使用,几乎人手一册。1951年,《暴风骤雨》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奠定了周立波在新中国文坛的地位,同时也让周立波体会到实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新文艺道路的益处,坚定了他以后走这样一条道路的信心。1954年,合作化运动已经在全国展开,周立波便回湖南老家邓石桥清溪村体验了一段时间的生活,参加了益阳县谢林港区发展互助组、建立初级农业社的工作。1955年,已经将近五十岁的周立波,本着扎实的创作心态和党的号召,他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将全家从北京迁回了湖南益阳农村,住在益阳市郊区的桃花仑乡竹山湾村,准备长期生活在这里,同时还担任了附近的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帮助村民办起了凤鹤初级社。后来他又在自己的老家邓石桥村试办起了高级社,1957年还在益阳桃花仑乡担任了乡党委副书记,为《山乡巨变》的写作积累了很多素材。就这样,在自己熟悉的家乡,在与农民的朝夕相处和仔细观察中,周立波写出了《山乡巨变》正篇和续篇。

如今益阳的很多农民都还能记起当年周立波在老家的岁月。当时的桃花仑乡的书记叫陈清亮,他回忆说周立波当时住在竹山队的瓦窑村一幢比较宽绰的筑墙两层楼房,房前屋后都有翠竹,非常的清幽,周立波鸡一叫就起床锻炼身体,打太极拳,然后扫庭除,上午写作,下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晚上参加开会,或者走访,或找群众聊天。他对生活的观察不只入微,有时甚至到了入迷的程度。邓益亭是《山乡巨变》中“亭面糊”的原型,他回忆说周立波回家乡体验生活,曾在竹山湾他家中住了一年多,大作家和他相处亲如兄弟,常兴致勃勃地看他驭牛、骂牛、“喷”牛经,学习相牛用牛,还喜欢听他讲些乡下的事情,不但听的认真,还爱打破沙锅问到底。正是这样对生活观察的痴迷,使得《山乡巨变》中的环境描写、人物形象以及对话栩栩如生。

《山乡巨变》正篇于1957年12月完成,写成后经过了六次大的修改,周立波在益阳改了三次,回北京又改了三次,他亲自誊写的字数就有六七十万字。[7] 正篇于1958年1月开始在《人民文学》连载,分六期载完,小说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讨论,同年7月《山乡巨变》正篇由作家出版社初版发行,被誉为“《暴风骤雨》的续篇,描写了中国农村的又一次暴风骤雨。”1959年9月经作者校订,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发行。续篇于1959年11月作完,1960年《收获》杂志第1期全文发表了续篇,同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发行。1963年6月经作者修订,正续两册合并分册一次出版发行。

正篇的故事发生在1955年初冬,正是毛主席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以后,湖南一个叫做清溪乡的小山村,青年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被派到这个乡传达上级政策,协助合作化运动为开始到这这个乡建立了五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为止。续篇则接着讲述了合作化运动基本结束,高级农业合作化建立之后农村的矛盾和斗争。合作化运动在山乡引起了一场巨变,这场巨变不仅仅是生产关系的转变,更是农民精神思想上的巨变,小说着重表现了不同人物在运动中的矛盾斗争过程,塑造了转变过程中栩栩如生的众多人物,如干练的年轻女干部邓秀梅、大公无私的干部刘雨生、稳重的乡长李月辉,真挚又让人啼笑皆非的老贫农“亭面糊”、顽固勤劳的贫农陈先晋、坚持单干的中农“菊咬筋”等等,人物个个形象鲜明,生动让人难忘。

小说正篇在《人民文学》开始连载的时候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当时《人民文学》就在“编读来往”栏目中刊登了一些《山乡巨变》读者的来信,讨论了一些山乡巨变的问题,尤其是小说中方言土语的运用引起了一些争论,《山乡巨变》马上也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关注和推荐,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1958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出了《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的文章,周立波向读者提到了写续篇的打算,在1960年续篇发表之后,同样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关注和喜爱,《山乡巨变》由此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缤纷的舞台,山乡里的故事开始在全国各个角落,亿万读者心中流传,逐渐树立其文坛经典的地位。

1959年7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学者唐弢的《风格一例——试谈<山那面人家>》一文,唐弢针对有人针对周立波淳朴厚实的风格提出的异议做了有理有据的辩解,他在文中说“在一切成熟的——不管是年轻的或者年老的作家的笔底,新的风格正在成长。暴风骤雨是一种风格,风和日丽也是一种风格;绚烂是一种风格,平易也是一种风格。不同的风格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服务得很好。”周立波新的风格逐渐为文坛所接受,同年9月《文艺报》刊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十年来优秀创作”目录,其中《山乡巨变》排在第三的位置,初步确立了其文坛经典的地位。小说在人物刻画和语言艺术上取得的成功获得了文艺界的一致盛赞,也得到了农民朋友的喜爱。

二、问世之初的改编热潮:小人书画出大世界

在五六十年代,对文学作品进行各种改编和再创造是文学普及和革命教育的重要手段,而事实上,由于《山乡巨变》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方言土语,在改编上存在着一些局限,《山乡巨变》独特的方言风貌使得更适合于改编成地方戏剧,湘剧和花鼓戏两种具有湖南浓厚地方特色的艺术能与小说达到很好的契合,但浓厚的地域特色又限制了其传播范围,而真正能在全国范围内被接受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改编作品便是连环画《山乡巨变》。

曾经有人这样说,没有看过贺直友先生创作的连环画《山乡巨变》你就相当于没有看过中国连环画,这部被誉为“中国连环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如今在拍卖市场已经买出了惊人的价格。一套三本装、原价8角钱一本的《山乡巨变》,1999年在武汉的一次拍卖会上拍到4900元;在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一期《鉴宝》节目中,一套缎面线装的《山乡巨变》被鉴定专家估出了一万一千元的价格。就是这样几本小人书,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魅力呢?

连环画《山乡巨变》是由董子畏先生改编,贺友直先生绘画,这两位都是连环画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董子畏先生1911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从小家境贫寒,解放前做过各种职业,靠自学成才,解放后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专职连环画编文,他所改编脚本以能再现原著精神,文笔流畅著称,他改编的脚本《铁道游击队》《屈原》等在全国获过奖。贺友直先生也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出生于1922年,浙江镇海人,只有小学毕业,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做过工,当过学徒,还当过兵,但是一直坚持自学绘画,50年代开始从事连环画创作,60年代开始在国内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连环画反映农村生活为主,其生动的形象和情节表现,深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连环画《山乡巨变》1961年7月~1965年3月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贺友直先生一共画了四册,历时四年的时间,是他从事连环画创作中,花费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部作品。虽说因为文革的原因没有把原著小说画完,但是前三册仍可以构成小说原著正篇完整的故事。

从贺老的创作谈和访谈来看,他是一个极其坦率和真性情的画家,回忆《山乡巨变》的创作经历,对自己创作过程中的失败和不足直言不讳,但是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和经历,使得贺直友通过《山乡巨变》四年的创作,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当时上海美术出版社的领导决定把连环画《山乡巨变》作为为建党四十周年的献礼书,所以要求比较高,派了几位主编主任直接抓这个创作,贺老接受这个任务,压力是很大的。做前期准备的时候,他看了一些合作化运动的报道,到湖南农村去体验生活,画第一册第一稿的时候,他采用以前自己常用的洋式的画法即黑白形式的画法去表现湖南农村发生的故事,但是这两者显然不能协调起来,经过观摩讨论,第一稿被否定了。出版社再次派贺直友到生活中去体验,然而那时候时值六0年初夏,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农村的条件很差,画家坦言无法真正的沉入到创作中去,第二稿在回到上海后也被推翻了。后来,贺友直先生从《清明上河图》、《水浒叶子》等传统中国画中得到灵感,觉得这些用线表现的作品给人素雅干净的感觉,与南方农村的清新秀丽和农民的质朴的气质有一个很好的契合。于是他反复琢磨传统人物画的构图和画法,虚心向别人请教和学习,丢掉了以往的创作方法和形式,按照民族传统的路子重新起稿,最终得到了肯定。“一个作品的表现方法,是由内容决定的,反过来它是为内容服务的。所以,它要求形式和内容尽可能的完美和统一。”贺友直从失败的经历中,认真的研读原著和学习传统,终于找到了适合小说《山乡巨变》的表现方式,为这部连环画的成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同原著小说一样,连环画《山乡巨变》在人物刻画上也非常有特点,小说中的刘雨生、“亭面糊”,陈大春等等人物在贺友直的笔下又一次鲜活起来,性格鲜明生动。许多生活在益阳或者熟悉那里生活的人,在看了连环画之后,都不由的赞叹“真是画的太像了,就像生活中的某某……”著名的湖南作家叶梦也是益阳人,她对小说中的原型人物都非常的熟悉,她在文章中写道“我小时候就看连环画《山乡巨变》,对于贺友直笔下的场景和人物特别熟悉,感觉奇妙的是:一个画家居然能够把我们熟悉的人画得这么绝,实在佩服!”但是贺友直先生自己却说当时在益阳体验生活的时候,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没有什么吃的,一个人在益阳很孤单,语言也不通,最大的想法就是想逃回来,那把益阳画的这样像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一,是因为贺友直先生小时候长期生活在浙江农村,对家乡农村的一山一水,农民的劳动生活、风土人情是比较了解的,虽然小说所反映的时代和地理环境与浙江农村不同,但是,对小说中表现的南方农村特有的气息和农民特有的思想语言和举止行动,贺友直先生又是非常熟悉和亲切的,对人物的思想感情也特别容易理解。其次,贺友直先生到了对捕捉一个地方的特点比较敏感,通常他只需用几个画面就可以生动的表现出当地的特点,所以他画出来的益阳风光和人情就非常的像。再加上小说《山乡巨变》本身对湖南农村景色和人物的描写非常的真实和细腻,虽然贺老说他在体验的生活的时候没有真正沉入到农民的生活中去,但是在仔细揣摩原著和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他所创作出来的人物仍然非常生动形象。

非常有意思的是,“亭面糊”这个人物在这部连环画中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连环画中的面糊非常的可爱,包头布下有一张湖南农民典型的可亲的脸,总是眯着的眼,上弯的嘴角经常堆着满意的微笑,虽然也总是自己絮叨的骂,拿着他的烟斗,微驼的背,行走在乡间,神形毕现。他面面糊糊的性格特征在连环画中也的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在第一册第60幅里,开会的时候,当大家发现他溜到隔壁屋里睡大觉时,那种手足无措嗫嚅憨笑的窘态,是颇能表现面糊的性格的。这种表现面糊性格出彩的地方还有很多,如“亭面糊”到龚子元家劝他入社结果喝酒误事那一段,“亭面糊”喝酒前和喝酒后的神态和动作完全不一样,喝酒前满腹心事,话不知道从何说起的尴尬和喝酒后面面糊糊、东拉西扯的样子活灵活现,而且这一段固定在室内较长的谈话,本是连环画表现的大忌,但是贺友直先生从不同的角度描写这一场景,成为连环画史上的经典。作家铁凝也曾经怀念到年少时看这一段的情境:“有一个‘中间人物’名叫‘亭面糊’的与人喝酒,画面上两人围一张破方桌,桌中央一碟下酒菜。那碟中的菜不过是贺友直先生随意画出的一些不规则的块状东西,却叫我觉得特别香,引起我格外强烈的食欲。”作家笑称这样的感觉可能基于物质匮乏的年代,自己对吃的特别敏感,但是也可以看出画家笔下的这一幕是多么的生动,被牢记在作家的心里。

连环画中其它人物的刻画也有很多出彩的地方,贺友直先生紧紧抓住了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来刻画,同时特别注意处理细节的处理,这样更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这也是连环画《山乡巨变》中的人物使人感觉到真实而有个性的原因,与小说原著在塑造人物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除了人物刻画,这部连环画为人称道的地方还有很多,线条的运用、构图布局和景的描绘都给人清晰明快,爽朗的感觉,不仅符合原著的气息,也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面世之后就得到了读者和专家的认同,在1963年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中获得了绘画一等奖,盛赞其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间风格,影响了几代连环画创作者和爱好者。

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一般的研究者和连环画爱好者对《山乡巨变》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是认同贺友直的绘画,而不是故事本身,一位连环画爱好者甚至在论坛上宣称小说《山乡巨变》本身其实不适合创作连环画,因为内容比较枯燥,有着明显的历史烙印,认为是贺友直先生凭着深厚的生活积累和独一无二的创作手法,使连环画《山乡巨变》获得了成功。这是一种对小说《山乡巨变》认识的误区,认真读过小说的人都会知道小说本身在人物刻画和语言上是非常成功的,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题材在今天显得不那么入流,但是由于作家认真的创作态度和艺术手法,使得小说散发出了独特的民间乡土的魅力。

如今的小孩子逐渐被各种各样的商业化的漫画包围,连环画已经远离了他们的童年,传统的连环画辉煌的历史已经成为了过去,成为了一种在博物馆珍藏的艺术,被竞相收藏的古物,当然,连环画有很多优点,带给了很多人快乐和美好的回忆,它不像电视电影那样真实,但它能让你细细的品味;它没有小说那样大段的描写,而是以画为主,字为辅,简单精练的讲述故事。一部优秀的连环画是非常耐看的,你可以一览而过也可以细细品味如同手捧一杯佳茗。你总能从里面悟出新的东西,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很多三四十岁的人,都是捧着贺老的《山乡巨变》长大的,的作为20世纪连环画兴盛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贺老笔下的那些淳朴而又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大变革时代的农村生活气息,被称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具有时代精神的一种艺术象征”。

三、“文革”时期:错误歪曲与批判

1965年12月,周立波应《羊城晚报》编辑之约,写下了记叙毛泽东1951年6月回韶山的散文《韶山的节日》,没想到就是这样一篇歌颂毛主席的文章,让周立波在文革期间受尽苦头,错误批判长达7年之久,而周立波在文革中怎么也想不通正是这篇文章让自己深陷泥沼。漫长的13年之后,1978年周立波写下了《<韶山的节日>事件的真相》一文,揭开了这件事情的黑幕:《韶山的节日》中写到了“毛主席的亲爱的夫人杨开慧烈士”而触怒了江青,而在文章发表后不久,根据读者意见对个别细节作了修改后,这篇文章又在《羊城晚报》副刊《花地》重载,更加触怒了江青等人。文化大革命前夕张春桥写了一封信给中南局的负责人并指示:周立波写的《韶山的节日》,是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毒草,从而周立波开始无休止的被整。而江青则在文章发表前后,点了六次周立波的名,从创作上到政治上进行种种诬蔑,甚至还给周立波戴上“叛徒”的帽子,使他失去了自由。《山乡巨变》也受到牵连,受到了大规模的批判,其中一些细节在今天看来是如此的心酸又啼笑皆非。

同样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作家叶梦曾经回忆到文革期间见到一次批判周立波的情境,当时6岁的叶梦见到周立波的时间大概只有三秒钟,但是那一瞬间在叶梦的心中已成永恒的记忆。当时在益阳市体育场开批斗周立波的万人大会,因为是斗周立波,叶梦不愿意去看,只在家门口看见了游斗汽车上的周立波,当时周立波脸色苍白,眼睛向下,不看人,一副无奈的样子。叶梦这样写道“当年周立波这幅游斗图给我很深的刺激,我当时想:人被凌辱至此,早晓得不如当一个绿林好汉痛快,当什么作家呢!”此后在益阳的批斗会中,有一项特别的内容是《山乡巨变》中的原型人物发言,由小说中的原型人物上台批判作家,这种做法可真是千古奇谈。而周立波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依然保持了自己独特的反抗和幽默:当有人问他这些专门为批斗他而排演的节目怎么样时,周立波说“好好好!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人民文学》的老编辑涂光群在他的书中也回忆了一段周立波在文革中的往事:周立波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难,造反派把他带到湖南各个地区示众、游斗。在挨斗时常常呼喊这样的口号:“打倒三反分子周立波!”一些人竟走到被迫低头弯腰,正在受罪的作家面前厉声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立波忍受着肉体的巨大痛苦,操着湖南乡音,仍然温婉地回答质问者:“唉,你没有读过我的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吧?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写小说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的。没有读过我建议你不妨看看。”造反派说“谁看你那些坏书!”周立波则回答“啊,我的书写得不好,你写一本好的嘛!”这样的回答,可以想见它的后果。这就是著名作家周立波,一个朴实无华、透明度极高的人,一个热爱人民、相信自己,因而有坚定信念的人。即使面对苦难,也不失那天然幽默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周立波就是这样一个朴实坚定的人,他在文革中没有多少恐怖和悲哀,被批斗了晚上能很快的睡觉,有过人的气量和胆识。尽管有那么多的人批斗他,折磨他,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在默默地支持他。在湖南洞口,周立波“批判会”开成了欢庆会,大家见到了思慕已久的大作家激动不已,更有不少崇拜者,胆大包天,拿出语录本,请他签字,周立波一一签上“liberty”作纪念,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我的名字,自由的意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山乡巨变》在湖南乡间仍然非常受农民喜欢,不少人还珍藏供批判用的“毒草集”《山乡巨变》,作家和他笔下故事散发着惊人的生命力和魅力。

但是在大的政治环境下,批判《山乡巨变》的运动仍然轰轰烈烈的展开着,出现了大量的批判《山乡巨变》的文章,尤其在1970年达到高潮,在这一年仅《湖南日报》就用大量的篇幅刊发了二十多篇批判《山乡巨变》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有专业写手,有工人、农民、解放军,甚至有周立波的家乡人和小说中的原型。他们给《山乡巨变》定的罪名无非是以下:第一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宣称反动小说中的清溪乡里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第二是丑化农村共产党员,丑化贫下中农,丑化妇女,这主要是针对小说中李月辉和陈先晋等中间人物;第三宗罪是鼓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宣扬资本主义复辟,主要是针对小说人物中对办社的怀疑和小说中人物的言论。还有其它一些罪名更是从小说中的一些只言片语揪出来进行批判,满口胡言,荒谬至极。

在当时的形势下,周立波的故乡,也是作家体验生活的地方益阳邓石桥大队也组织了批判《山乡巨变》的座谈会,有的社员对写他们乡私自砍树,入社觉悟不高耿耿于怀,编造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言论攻击周立波。小说中陈先晋的原型名字叫做陈先进,当时是益阳市郊区公社大海塘大队大园嘴生产队贫协组长,他在1970年9月25日的《湖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贫下中农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擎天柱》的文章,有一段这样写道“在他写的那部黑书《山乡巨变》里,把我们贫下中农骂的一塌糊涂。特别可恶的是,他只改一个字,用我陈先进的名字,诬蔑我们贫下中农一心只想发财,只想剥削人家……我晓得这些事情后,肺都气炸了。”陈先进在文章中一味的鼓吹自己的贫下中农的光荣地位,在今天看来实在是滑稽可笑,据陈大春的原型陈年春近年回忆“当时,我们民主社村民入社的思想最复杂,所以周老来我家特别勤,了解各种人的思想顾虑,掌握各种变化动态。陈先晋‘恋土’,确实是真人真事,我先后陪周老3次上陈先晋的门,摸思想搞发动,最后终于使‘晋胡子’入了社。”原型与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是如此的相符,确有勤劳却又自私的一面。无独有偶,“亭面糊”的原型邓益亭名下也有一篇批判《山乡巨变》的文章,名字叫做《反对贫农就是反对革命》副标题居然是“戳穿周立波宣扬所谓‘面糊’性格的反动实质”,但是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面糊老爹大字不识几个,怎么能写出这么有“理论”的话呢?据说小说中正直无私的刘雨生的主要原型曾五喜在文革中也被要求出来批判周立波,但是被曾五喜坚定的拒绝了,小说中人性的描写与现实的契合足以显示周立波写现实的深厚功力。

周立波1973年10月才被解除“监护审查”,回到北京治病,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是政治上仍未获得解放,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周立波和他的作品才逐渐得到平反,《山乡巨变》也于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再版,再版之前,周立波作了认真的校订,受文革批判的影响,作家改动了一些人物的对话,尤其是改动了关于文革中备受批判的“右倾分子”李月辉的言论。例如在第十章“途中”写李月辉和邓秀梅的一段对话,起因是陈大春当面大声指斥李月辉自己是“小脚女人”,初版是这样写的:

“我想你不会生气。”邓秀梅笑道。

“我气什么?我只懒气得。小脚女人还不也是人?有什么气的?”

“是呀,婆婆子们本来都是小脚嘛。”邓秀梅笑着打趣……

再版把中间李月辉的话改成:“我不气。经过学习,我认识到,毛主席的批评是完全对的。”这样政策性话语的改动还有很多,这样一来,顿时没有了人物特有的幽默感和乡间的情趣。对刘雨生的形象和陈先晋恋土的动人描写也作了一些修改,如初版中刘雨生是个近瞅子,还写了刘雨生很多的缺点,再版的时候删去了他近视这一点,试图使人物身体上完美更符合英雄的形象。陈先晋“恋土”在文革中被指为“诬蔑贫下中农”,初版写道“他在半生里,受尽了人家的剥削,但又只想去剥削人家。”再版删去了“剥削人家”这一句,同时也改写了陈先晋决定把土地入社时蹲在地里哭的情节,这些改动都有损于人物形象的丰满,而是为了迁就政策的教条。再版总体上的改动虽然不多,但是基本上都是因为政治批判的原因而改动,经历了文革那一场浩劫,作家这样的态度也是让人能够理解的。

四、岁月变迁:人物原型忆当年

几乎所有读过《山乡巨变》的人,都不由的会为小说中精彩生动的人物形象赞叹不已,文学评论家、工人、学生和农民,尤其是益阳本地人,谈起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来,就如同谈起自己的街坊邻居,非常亲切。有很多读者深情的回忆到当年等待杂志连载的时候的急切心情,迫切的想知道山乡里人物的生活变迁,为刘雨生的大义无私而感动,也为“亭面糊”的滑稽可爱笑破肚皮……叶梦也曾经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周立波其人其作品皆为当代益阳人所熟悉,益阳城里略通文墨的人都读过周立波的作品。都晓得某个作品中的某个人是以生活中的某个人为原型的。短篇小说《张满贞》、《盖满爹》、《艾嫂子》都有其完整的生活原型。我见过《张满贞》的原型周雪英,与她多次交谈发现与周立波笔下勾勒的张满贞性格无异。我还见过《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的原型曾五喜,‘亭面糊’的原型邓益亭。把这些原型与作品中相应的人物一对照,更加佩服周立波写实的功力。”在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小说中的人物皆从对生活原型人物的仔细观察而来,而如今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原型在也引起了很多读者、连环画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兴趣、周立波的儿子周健明、周彦邦2004年回乡拜访了这些原型人物、2005年10月几位原型人物还探访了《暴风骤雨》发生的地方——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这些原型人物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山乡巨变》中的人物原型大多是周立波在益阳体验生活时接触的老朋友,周立波当年就在“亭面糊”的原型邓益亭家中住过很长一段时间,而社长刘雨生的原型据说有四个(曾五喜、朱雨生、周惠歧、潘四喜),但是主要的原型是当时合丰农业合作社社长曾五喜,小说中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的原型是当时大海塘乡小乡农会主席陈桂香;陈年春合作化时期是大海塘乡团支部书记,是小说中团支书陈大春的原型;女干部邓秀梅的原型真名叫做彭玉霞,现在是赫山区老干部、而小说中活波开朗的盛淑君也有原型,叫做盛雪纯,是资阳区的老干部等等。2002年4月,《山乡巨变》中的8位生活原型人物还在作家当年深入生活、写作《山乡巨变》的地方,益阳市郊竹山湾,祭奠故去的“亭面糊”,缅怀作家周立波。当年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大姑娘如今都已经白发苍苍,但是大家聚在一起关于《山乡巨变》和作家周立波就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

“亭面糊”在小说中是个滑稽迷糊又勤劳善良的老倌子,小说一开始,邓秀梅在入乡的途中就遇了这个“脸很瘦,额头上和眼角上尽是大皱纹,身材矮小,背有点驼,年纪五十开外了”的老人,他听说竹子要归公就砍了竹子上街去卖;跟人打开话匣子就可以吹上半天,喜欢骂小孩骂动物但又不动真格;自己是贫农又怕人瞧不起,吹嘘“早些年数我也起过好几回水”;他在土改中翻了身,拥护党拥护毛主席,但是谣言一来就昏头转向;听到入社的号召,连忙要他的二崽写申请,编造自己如何做通婆婆的工作,克服了很大的困难入社;派他去做破坏分子龚子元的工作,结果却贪杯误了事……面糊老爹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喜剧人物,但是他的身上的这种性格又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生动的传达出民间鲜活的声音。

其实在湖南乡间,“面糊”有着善良的意思,所有见过生活中的面糊老爹邓益亭的人都说跟小说中的“亭面糊”实在是太像了,连环画中的形象也非常的惟妙惟肖,是湖南乡间典型的农民形象。周立波曾经向人介绍说:“邓爹是位种过40多年田的老实农民,正派、厚道、朴实,也有点保守,爱喝几杯酒,常常贪杯误事,是位很典型的农民。在竹山湾住时,他常和我‘谈牛经’,我小说中有许多有关耕牛的细节描写,就是平日同邓爹交谈中学来的;在塑造‘亭面糊’这个人物时,邓爹是个主要模特儿。”邓益亭老爹出生于1902年左右,周立波写《山乡巨变》时,他刚好五十多岁,据他生前自己回忆, 1955年秋天,作家周立波带着家小,从北京回到家乡体验生活,住在他家一年多,作家对他亲如兄弟,相处几天便成为知心朋友。他回忆到作家的关爱和体贴非常的动情,周立波不抽烟不喝酒,但是他知道“亭面糊”爱喝杯酒,所以家里总备点酒,他家炒了好菜总会叫上邓爹喝一杯,“亭面糊”筋骨有点痛,作家到长沙开会,还特意给他带了两瓶上好的虎骨酒……李月辉的原型陈桂香老人近年也回忆到:“‘亭面糊’邓益亭是个作田老把式,周立波同他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亭面糊’在田里吆牛耕田,周立波就站在田塍路上,细细观察,看他用牛的动作,听他骂牛的话语。田间休息,他们俩就坐在田塍上‘喷牛经’,有时候周立波还挽起衣袖,自告奋勇当亭面糊的下手……” 作家与农民在田塍上的背影让人多年难忘。八十年代,“周立波学术讨论会”的代表特地去参观了竹山湾“亭面糊”的家,湾里的人忙忙碌碌准备迎接客人,“‘亭面糊’孤寂地坐在堂屋的门槛上,他与连环画家贺友直笔下的‘亭面糊’像是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已经90岁了,嘴巴一扁一扁地,眼睛里蒙着一层翳子,耳朵又聋,就像看热闹的小把戏。”可是当话筒递到邓老爹的面前,邓老爹说的头一句话便是“我冒得文化,我有文化也做官哒!周立波是个好人,作田很里手。”赢得了在场热烈的掌声,他面糊善良的性格一句话便让人难忘。

邓益亭的儿子邓焕章,就是《山乡巨变》中“亭面糊”的二崽,那个有初中文化、经常要参加农业生产的小青年盛学文的原型,他现在已经是共和国的少将,回忆起与作家周立波,今天仍然感激不已,因为是周立波改变了他的命运。当年与周立波为邻的日子,邓焕章即将初中毕业,同小说中的盛学文一样面临继续求学还是回家务农的选择,当时邓家人都主张让他回家务农,挣几分工分,或者跟随外公学医。周立波知道了这事,坚定的劝邓焕章的父亲让他接着读书,作家深知知识对于一个农村青年命运的重要性。就这样邓焕章考上中学后来又上了大学,命运真的由此改变,而周立波不仅接济他,还给他非常大的鼓励。文革中,邓焕章与周立波一家失去了联系,再次相见已经是十多年后的北京,两人都非常的激动。周立波在生命的最后仍然在关心家乡的朋友们,表示他还想回益阳去,还要住在邓家,再写《山乡巨变》的续集。周立波和邓焕章的老父亲邓益亭相继去世了,但是两家的友谊不断,邓焕章一直像亲人一样照顾着当年儿女都不在身边的周立波夫人林蓝,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山乡巨变》谱写出的这样的动人的故事还有很多,犹如益阳盛产的茶子花的清香,淡雅悠远。

小说中的人物刘雨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英雄人物,他不像那个年代主流意识中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形象那样叱咤风云,而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忠诚、勤恳而平凡的农村干部而出现的。周立波着力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去发掘他的可贵,写出了一个性格丰满,逐渐进步成长的鲜活的形象。在办社初期,他日夜为工作奔忙,无暇顾及家里,而妻子又贪图安逸,听了她哥哥富裕中农秋丝瓜的怂恿要离婚,听到妻子要带着孩子回娘家,刘雨生眼泪一喷,就哭了。就是这样一个会哭泣会沮丧,也对合作化怀疑过的农村干部,但是他在家庭巨大的压力下依然积极办社,处理社里的工作任劳任怨,真诚的帮助每一户农民,引导教育单干户,不顾生命安全去堵管口,周立波的笔端深入人物的内心,按照人物的性格去发展故事,使得这一形象非常的真实感人,在当代小说中都不多见,更深刻地传达出了民间一种真实的声音和历史的本质。

刘雨生的主要原型曾五喜是周立波最亲密的朋友,他年轻时便是农业社的模范社长,省、市劳模。后来,他担任桃花仑村村支书26年,一身正气,颇有政绩,非常受当地群众的尊敬。他1984年退休后,由于老伴长年患病,儿女先后下岗,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但也不望等政府救济,而是自己外出守传达值夜班,争取自己打工挣钱,克服生活困难。2004年1月,中共益阳市委书记蒋作斌等一行,特意到市郊桃花仑村,登门看望曾五喜老人,并向他祝贺85岁寿辰,湖南多家报纸电台报道了这一消息,“刘雨生”再次感动了大家。

在2002年的原型座谈会上,曾五喜也深情的回忆周立波,对他非常的感激“周老虽是大作家,但同农民合得来。一次,我正在田中踩草,周老见了也自动脱掉鞋袜,卷起裤脚下田,边踩边问情况。那年,我22岁的大儿子,在劳动时触电身亡。周立波连忙赶来慰问,眼泪双流。他见我无钱给儿子买棺材,连忙赶到乡政府同干部商量,把没收地主的一口楠木棺材给了我,帮助把儿子埋了……在文革中,造反派三番五次要我去批斗周老,我说:‘我不去!在我在心目中,周立波决不是坏人,我决不会丧失良心!’”曾五喜就是这样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当年,周立波根据曾五喜的事迹创作过新闻通讯《曾五喜》,通讯中的曾五喜与刘雨生有太多的共性,两者不同的是对《曾五喜》是一种真实简单的白描,对刘雨生有一种艺术的塑造,不惜用浓墨重彩去渲染,不完全等同于曾五喜。刘雨生为了合作化事业不顾家庭,妻子和他离婚,后来他又得到了朴实勤劳却被丈夫抛弃的盛佳秀的爱情,这的确是作家对生活的艺术化创造,《竹山湾的节日》中曾写道叶梦结识刘雨生堂客的情境:刘乡长给叶梦介绍“这位是‘刘雨生’堂客,可不是小说中‘秋丝瓜’的老妹――那个闹离婚的张满贞,他们两个是原配。”叶梦说乡长这么一讲,“刘雨生”堂客很得意,眼睛里仿佛在说:“我可不是那号堂客。”

其实小说人物和现实生活原型本来就不能等同,只不过大家如果读了小说知道生活中还有这样的原型总是会非常的感兴趣,在阶级斗争时代甚至直接把两者划上等号。1959年的冬天,“秋丝瓜”的原型就找到周立波的家中来了,“秋丝瓜”在小说中是富裕中农,对合作化还有抵触,小说出版后,当地人民公社竟然根据小说情节把他归为破坏人民公社的斗争对象。“秋丝瓜”浑身是嘴也洗刷不清,只有请作家来拯救他。周立波一边叹气一边给人民公社写信替他辩解。周立波的堂弟也曾经跑来质问他为什么把平时他们谈心的话都写成“菊咬筋”的事,出他的丑,作家也只好耐心的给他解释。这样的“笑话”在今天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今天哪还会有对现实观察的如此细致,描写人物如此的鲜明形象,运用语言炉火纯青的作家老周呢?

周立波在益阳做了很多好事,他资助过很多人,捐钱为乡亲们造果林,鼓励他们致富,周立波和《山乡巨变》是益阳人的骄傲,更是这些生活原型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五、新时期:茶子花开遍湖湘

1977年,周立波及其作品才得到彻底的平反,这时候的周立波已经七十岁了,并且由于长期的迫害,身体遭到摧残患了重病,在病中的周立波仍然在计划着自己新的长篇创作,他想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三五九旅南下抗日的战斗生活,短篇小说《湘江一夜》就是这部长篇小说的“试笔”,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他在病床上多次托人回湖南寻找文革中被抄掉的战地日记,终是没有结果,非常的遗憾。尽管周立波在与病魔的斗争中表现的如同战斗中一样顽强,但是由于病情恶化,于1979年9月25日在北京逝世,追悼会由巴金主持,周扬致悼词,周扬视周立波为知己,对于他抱憾离去更是感慨万千。1986年6月10日,在周扬与苏灵扬生前共同立的遗嘱上,特别说明,周扬死后的骨灰希望带回益阳会龙山择地安葬,不立碑,但要求与好友周立波为邻。生为友,死相伴,让人唏嘘,让人感动。周立波逝世之后,他的朋友、受过他指导的后辈、很多普通的读者和故乡的亲人都写文章悼念他、回忆他、纪念他,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回忆到了周立波的“好”与他的作品,而《山乡巨变》在新的时期也引起了新老学者的关注,这一时期的批评逐渐摆脱了政治话语的立场,用一种新的态度高度评价了《山乡巨变》的成就。

几乎所有的国内外中国文学史在提到十七年农村小说的时候都不能绕开《山乡巨变》。众多版本的文学史一致肯定了《山乡巨变》在人物塑造、时代意义、独特的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显著成就,众多版本的文学史更进一步把《山乡巨变》推到了文学经典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不是像十七年时期的行政力量,更多的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公正的评价,对周立波文学史地位的肯定。

近几年有学者试图重新解读“红色经典”,学者们普遍认为对《山乡巨变》的重读与结构可以看到合作化时期农村的真相。如蓝爱国所著《解构十七年》中对《山乡巨变》的重读,认为周立波虽然是一个对革命有着高度认同感的作家,但是在《山乡巨变》中他更多的显示了非时代意识形态的东西,民间的立场和观点更为突出地成为文学文本可观察的对象。作者推测这是作家直面现实、尊重现实、不失自我地逻辑结果,也是作家面对自己最熟悉地生活时地一次真情流露,一次抛弃伪饰,率真自然本性的表达。周立波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阶段的敌人是农民心中的私有制观念,这是在同时期作家中难得的。蓝爱国认为周立波写出了乡村革命的真相,写出了乡村生命的本质,让乡村作为一个巨大的真实树立在历史的深处。

此外,随着文化研究的热潮,湖湘文化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尤其是近几年,湖湘文化成为湖南的重要研究项目,出版了多种湖湘文化研究专著,湖湘文化与湖湘文学自然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在20世纪湖湘文学最引人瞩目的便是乡土文学,掀起了几次发展的高潮,第一次是以沈从文、彭家煌等为代表,从不同的角度描绘湖湘边远地域的风土人情,人们的生存境遇以及人文景观等,尽情的展现了这片土地的神奇;第二次高潮应该是以周立波、周健明、谢璞等为代表的建国后的创作,周立波在20世纪湖南乡土文学发展中起到了很好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在汲取前辈优点的基础上开创了自己的风格,《山乡巨变》以及一系列反映湖南乡土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对后辈作家起到了极大的影响;第三次高潮产生的20世纪的80年代,文学“湘军”崛起文坛,涌现出韩少功、古华、莫应丰、叶蔚林、彭见明等等出色的作家,首届茅盾文学奖就有两位湖南同时作家获奖。对乡土文学的关注在湖南文坛几乎成为一种传统,他们关注现实生活,善于从乡土题材中深耕细作,话语格调大都平实忠诚,赢得了普遍的赞扬,这其中固然有湖湘文化传统经世致用之风等的影响,也和前辈作家巨大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周立波曾经担任过湖南文联主席,而且又非常有个人魅力,他的态度和风格影响力都是极大的。2003年,湖南文坛的两位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由于种种原因向湖南作家协会递交退会申请,黄鹤逸老先生回忆起周立波1958年跟他讲的话:作家首先要人品好,好人才能写出好作品。他认为湖南文学在二十年前辉煌一时也是得益于这样的教导。

很多作家都坦言周立波在自己文学道路上的重要作用,如长期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的彭见明。他生长于湖南平江县农村,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基层工作,代表作《那山·那人·那狗》展现了平静质朴的人文环境,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如《玩古》《凤来兮》等均获好评。他描绘了湖南地方风俗画和画中质直多情的人,追求秀美而苍古厚朴的风格,他的笔下方言也是随处可见,有浓郁的楚湘文化气息。2004年10月2日湖南日报发表了他的一篇名为《地名的分量》的散文,写到了他对益阳这个地方的回忆,他说“我是通过两件事知道益阳的。一是益阳出产的水竹篾凉席,二是作家周立波的小说。”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彭见明手头就有了周立波的小说《山乡巨变》和《山那面人家》,这两部小说他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周立波笔下的人和事,就和我在故乡所看到的差不多,而我及我周围的人怎么就写不出来呢。”彭见明坦言道“我以后当作家,应该说周立波帮了不少忙——尽管我没有见过他。”彭见明自己也十分肯定地域文化以及童年影响对一个作家的影响,他书写乡土的执着,对民间文化的喜好等可以说直接受到周立波的影响,彭见明在离开家乡快20年之后,又计划重回故乡生活一段时间,再次发现故乡,也想用家乡的语言来讲故事,因为他觉得用自己的乡音表达事物最准确、生动、简练、富于情趣。

当代著名作家韩少功,寻根文学的代表者,他也是一个对湖南乡土有着深深眷念之情的作家。虽然他去了海南当文联主席,但是他到现在为止还有一半的时间呆在湖南乡间,过着养鸡种菜写小说的生活,这在当代文坛的确是很少见的。他的文字带有一种湖南乡间特有的气息,多年不变。如《西望茅草地》《爸爸爸》《马桥词典》等等,写出了独特的湖湘风情:方言俚语、生活习惯甚至是思维方式。近几年他在当年下放地方湖南汨罗乡间盖了房子,和当地的农民一起生活劳动,写出了《山歌天上来》、《白麂子》、《月光二题》等反映当下乡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这些来自乡间真实的声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他的创作带来了新鲜的灵感。但是韩少功自己则说“回到山乡只是我回到内心的方式之一……我并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作家到乡下去生活的。这就是说,即使我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再一次上山下乡也是我人生的重要收获。”成名之后的韩少功、彭见明又回到乡间踏实的生活,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周立波在湖南乡间的生活,可以说这是一种扎实平静的创作心态,一种优良的传统。韩少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早期就得到了周立波的关怀,在谈到早年与他姐姐共同翻译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他曾回忆早年周立波曾跟他交流过翻译的经验。韩少功关注支持方言写作,这其中也有周立波对他的影响,他曾经说“出于专业的本能,我对于一切方言的写作都直觉地表示支持。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还有《金瓶梅》,里面就有很多方言。我不能想象,如果中国没有四大名著,如果中国没有老舍、沈从文、赵树理、艾芜、周立波这样一些作家,中文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周立波影响下的作家有很多,如他自己的大儿子周健明,还有谢璞、未央、古华、张步真、叶蔚林等等。也有学者把周立波及其影响下的湖南乡土文学作家称之为“茶子花派”,茶子花在湖南的大地上随处可见,洁白的成簇成簇的盛开,淡雅清香,极富湖南乡土特色,就如同这些作家的作品,飘荡着清幽的茶子香和浓浓的乡土情,让人沉醉。周立波用平淡清远的笔调书写了湖南资水河畔益阳的生活图画,在他的身后则有更多的作家用自己心中最美的笔书写着湖南每一寸深情的土地。

2008年,将是周立波诞辰100周年,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他的小说和创作,更是一种做人作文的态度;为人们所记住的不单单是他笔下的人物和风景,更有他忠诚、正直和善良的禀性。以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富有幽默感,敏于观察和擅长抒情的创作个性来说,他应该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有更高艺术价值的作品,遗憾的是他未能充分施展他的艺术才华。也许他首先是一位坚韧而热烈的战士,其次才是一位朴实而率真的作家。不由的想起周立波在战地中写给周扬的信,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周立波写道“我很快乐,所以写下这许多闲话……我要无挂无碍的生死于华北。我爱这种生活,战斗的而又是永远新鲜的。”也许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史中,能够记载他的只不过是渺小的几页,可能还会随着时间洪流而被人遗忘,但是幸好不管社会如何现代如何变化,周立波和《山乡巨变》终是无可替代。

《山乡巨变》所走过的这风雨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广袤的山乡可以说发生了真正的巨变,周立波在小说中所描绘的未来山乡美好的图景不仅仅是一一实现,而且大大超出了作家的预想,今天的山乡正以更快的发展速度,朝着更美好的前景向未来奔去。新的山乡巨变正在现实中被书写,并将永远写下去……

(来源:中国作家网,作者:杨希(1982-),女,湖北京山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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