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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日本的短篇小说

我想先对短篇小说下个定义。简单地说,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不同,它可说是一幅图画,或是录像中的一个定格镜头。在这些图画、镜头中,活生生地出现这样的人、这样的社会,反映了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作品就是出色的短篇小说。就像观看一幅画,能清楚地从中感受到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以及里面的人物是以这样的形式同社会和时代发生联系的。短篇小说同样是沿着时间(或在方法上变化多端)展开故事的。凡是读完后能给人以一幅画的感受的,我认为大致上就属于短篇佳作。这是爱伦·坡以来对短篇小说的一般看法。

长篇小说则在起初所感受到的一幅画的基础上,加入时间这一要素,使主人公生活的时代继续发展下去,最后出现另一个画面。从最初的画面开始,人物发生变化,时代继续发展,即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所形成的长篇小说的样式。瞧瞧一幅画面、两幅以上画面的作品吧,其实许多出色的长篇小说最初是准备写成短篇小说的。由于结束不了,即一幅画中容纳不下,就写成了长篇小说。这种情况很多。例如,乔依斯的《尤利西斯》、托马斯·曼的《魔山》。

从总体上创览某段时期内的短篇小说,在逐篇阅读中,确实令人强烈感受到作家的个性。然而,结合某个时期、某个时代重新回顾,例如展望芥川奖 50 年的历史,我便觉得具体的一个作家就显得不那么至关重要了。

日本人在近 50 年的历史中,经历了战争,经受了战败,并迎来了战后的恢复期和繁荣期。在这段历史中,日本人的社会产生并接纳了何种文学呢?这段历史需要怎样的文学表现形式?这些想法缠绕在我的脑际。即 50 年来与其说这段历史是个人话语的历史,毋宁说是一部日本人社会性语言的历史。

也可以说是一部以芥川奖获奖小说为代表的历史。

最近去世的大冈升平是位优秀的作家。他的成名作是《俘虏记》。战后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芥川奖,《俘虏记》成了最理想的获奖作。现在已成为长篇小说的《俘虏记》开头的章节,即是当初发表时的短篇小说《俘虏记》。

它是作为个人的话语写的,作为他个人的自我表现写的。在这点上确实纯属特殊。将似乎不可能的偶然事件积累相加,就写成了这个短篇。假如日本人没有太平洋战争的经验,描写尽是些偶然事件的小说,这样的“话语”不会被日本人的“语言”所接纳吧。我们会说这样的状况很离奇,这样的事情也很离奇,这样的人物形象更是离奇。然而,我们读了大冈的《俘虏记》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特别,在我们的“语言”中,这篇小说已事先“登记”过了。

日本人有着明治以来实现近代化的痛苦历史。近代化迅速发展,日本试图同欧洲、美国等帝国主义的扩张竞争。众所周知,发生了如此悲惨的战争。这一历史构成了我们的“语言”。现在谈谈我自己。25 年来,我以各种形式写自己的孩子。我一直在写这个残疾儿出世后,25 年中与家庭的共同生活。要说我原先想当怎样的小说家,的确仅仅想描写自己的那一代人。我学习过法国文学,打算将自己所想的、所经历的,用与传统的日本文学不同的文体写成小说,此外别无他想。

因此,我的一些小说,如《死者的奢侈》、《饲育》等,虽说是根据体验,其实是虚构的故事。生下有残疾的孩子后,我先写了《空中的怪物阿归》这一短篇,内容是一个年轻的父亲不帮助残疾儿,听其自然,让他死去。后来他陷于痛苦之中,终于活不下去。接着我又写了《个人的体验》,表现了决心同残疾儿一起生活下去的自己。

现在我的文学、我的小说全是描写与孩子的共同生活。我创作的所有短篇和长篇,虽然一一对文学方法进行了探索,但直接和间接的原因都取决于要同这孩子一起活下去的意愿。这样做好不好?我的文学,或者说我的生活方式全都出现了偏差?是的,我曾怀着不安和恐惧的心情,多少次多少次他们心自问,然而就这样过了 20 年。我在《新人啊,觉醒吧》这一作品中,像是对以往进行总结似的,突出地写了自己的家庭如何同这个孩子一起生活过来的情况。

回顾自己 25 年来的作品,我感到自己以独特的形式表现着这个时代的“语言”。牵强附会地说,同时代中与残疾儿一起生活的家庭也表现在我的
作品中。这样的作品在思索七八十年代的生活方面,对日本文学来说也是需要的。从日本人的“语言”方面来说,我的描写残疾儿的小说在日本人浩瀚的文学作品中也应有一席之地的。

现在,纯文学局势严峻。我们作家当然也有责任。纵观芥川奖及其代表下的整个战后文学,我认为昭和的时代风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纯文学,尤其是短篇小说表现出来的。至于一部部具体的作品,恐怕连作者的名字都给忘了。就像战后初期的二三十年代需要与此相应的作品,我们现在拥有的只能是这样的文学。虽然这是作家各自的“话语”,但实际上也是读者方面的“语言”,日本人日常“语言”的自我体现。这是显而易见的。
拿战后初期来说,众所周知,大冈升平的《俘虏记》,它是去菲律宾作战的日本人的苦难记录。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描写了战前进行不合法活动的年轻人,虽受到残酷镇压,但矢志不移的故事。

此后仅仅过了 5 年,堀田善卫发表了《广场的孤独》。它也是恢复评选的芥川奖的获奖作。它写了日本人打输了战争处于封闭的社会状况中,而后作为独立国家走上国际舞台的情形。爆发朝鲜战争后,日本人在这样的世界环境中如何生存发展呢?作品描写了这一巨大的不安和知识分子内心的痛苦。当时日本人确实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其证据是,这部小说获得芥川奖时,许许多多的人争相阅读。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学。接着出现了各种读书会,这部小说成了教科书。日本人的“语言”需要这样的小说。堀田的“话语”则作出了反映。

30 年左右过去了。现在的纯文学短篇小说,无论从质量上,还是从读者的欢迎情况看都决不衰弱。年轻的作家拿出了生动的作品。如获得芥川奖的作家中有村上龙。虽没获得芥川奖,但值得一提的有村上春树的作品。这些作家拥有大量的读者群。这点大家都知道。

村上龙的新作中,有一本题为《村上龙美食小说集》。这部小说写一个酷似其本人的人,周游全世界的饭店吃饭。我一阅读,首先震惊到代沟的存在。我在国外时,看菜单总是从下往上看,从最便宜的看起,而作品人物则相反地从上往下看,或只看菜单的高价处。当然这是次要的细节,作品出色地描写了当今日本年轻人的欲求及其充分的表现。

在表层上,日本人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在更深层、或更实质的地方,日本人也在发生变化。这无论是否有意识,将它表现出来就是文学。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高消费的繁荣时代。这部作品在世界经济的俯瞰中,将阔气的日本年轻人浓行于欧美而感到的某种悠然自得和舒心畅气描写了出来。这或许是文化也获得巨大发展的要素。

与此同时,这一繁荣存在着缺陷。对照整个亚洲,立即可看出其不正之处。甚至有这种预感:在不远的将来前程一片黑暗。对此有意无意地描写,既出现在村上春树被广泛阅读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村上龙小说奢华的场景中。年轻人如此生活,如此把握当今日本的现实,一定碰壁无疑。怎样跨越这道高墙?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行吗?或是期待出现某种巨大的力量,帮助他们一跃而过?一种缺陷,一种失落感正清晰地显现出来,我等战后第一代对此深感不安。

我这个比他们前一代的人,说东道西地考虑他们的未来,不免有些滑稽。最重要的是现在年轻的日本人,他们的“语言”将这些作家的“话语”作为
其自我表现。刚才提到名字的作家是这一“语言”的反映。在这背后,或者说在其本质上,是近代一百数十年来从未发生如此飞速变化的当前的社会。日本的年轻人在期待、欣喜、希望的同时,还怀有某种担忧、甚至恐惧的心情。我认为这一点正被表现出来。这样,年轻人各自的文学就成为年轻一代的文学,并有可能成为超越于此的日本理性社会的文学,或者说是能够反映整个社会的文学。这样的前景令人欣慰。因此,芥川奖可作为现时的新闻媒介体系,几乎所有无名的年轻作家都通过获芥川奖而一举进入广阔的读书界,以及同时代广大人民的“语言”之中,我觉得这是行之有效的。

今后,有着这一传统的机构要建设性地勇敢地工作下去,给予正孤独地编织自己“话语”的年轻作家以活生生的希望,即可以与社会联系起来。而
从“语言”方面来说,则使下一代同我们现在的衔接成为可能。但愿由此保持文学世界的连续性,并在此基础上求得发展。

(郭洁敏 节译自《文学界》,竹影校)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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