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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的价值

从概念的严谨性来看,“非虚构写作”无疑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似乎涵盖了虚构之外的所有文体。但倘若就目前已发表的一些作品来看,它又呈现出某些独特的文体特征。譬如,它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颇不相同,不追求事件记叙的完整性,不强调话语表达的公共性,也不崇尚主题意旨的宏大性,而是以非常明确的主观介入性的姿态,直接展示创作主体对事件本身的观察、分析和思考。同时,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叙事散文,不仅拥有较长的篇幅,而且在突出其现场纪实性的过程中,多以理性的思考和辨析为主,少有感性的抒情和诗性的怀想。

抛开概念的学理性纠缠,依据我的阅读感受和思考,“非虚构写作”的最大魅力,在于当代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介入。这种介入,是积极主动的,是微观化的,是现场直击式的。譬如李辉的《封面中国》,就是以《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作为聚焦,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在一系列微观化的细节呈现中,传达作家对这些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有效思考。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则以故乡梁庄作为考察坐标,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梁庄的社会变化与存在的问题,也跟踪了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并从中展示了作者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反思。

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现实,“非虚构”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现场式的介入性写作姿态,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当代作家习惯蛰居书斋的想象性写作,激发了作家观察社会的兴趣,使作家能够带着明确的主观意愿或问题意识,深入某些具有表征性的社会现实领域,通过田野调查的手段,获取第一手资料,也获得最为原始的感知体验。同时,它还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意愿,以及对某种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像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就是通过对故乡一些自杀个案的追踪采访、记录和反思,指出巨大的医疗负担和尖锐的家庭关系,仍是威胁中国农民生存尊严的重要因素。

现在,有不少作家仅仅通过媒介资讯了解社会,只是凭借既往的经验惯性来处理现实,由此导致很多作品因为“不接地气”而问题频仍。读这些作品,我们常常觉得很“隔”,用本雅明的话说是“经验的贫乏”。而“非虚构写作”的兴起,表明了作家们置身生活现场,开始积极地介入历史或现实内部,直面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既展示自己的精神姿态和思想作为,也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独特的思考。像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以作家自己“卧底”传销组织的亲身经历,鲜活演绎“传销”这颗社会毒瘤之所以屡除不灭的缘由。而李天田的《相亲记》则通过自己的相亲经历,揭示了各类婚介机构的隐秘内幕,对人们的道德伦理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此外,像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作品,在追忆自我成长经历的同时,不断追问历史深处的沉重与诡异。

当然,这种以独特的现场感和真实感作为主要审美目标的写作,艺术性上有时会偏弱些。那些现实调查类作品尤其明显。毕竟,它们突出的是“实录”之后的分析和思考,彰显的是创作主体的特定感受和理性思索。但是,如果当代作家都能够抽出一些时间,亲身介入社会历史之中,进行一些必要的“非虚构写作”,我以为,这会为他们的虚构性写作提供巨大的帮助。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作者:洪治纲)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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