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散文随笔

莫泊桑:论小说

真的有着一些做小说的规则,而在那些规则以外写就的故事便该得着另一个名称吗?

如果《堂·吉诃德》是一部小说,那么,《红与黑》是另一种东西吗?如果《基督山伯爵》是一部小说,那么,《小酒店》也是一部小说吗?人们能够在歌德的《亲和力》、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墨·阿·阜业的《加莫尔先生》、左拉的《萌芽》等书中成立一种比较吗?这些著作里面哪一种是一部小说呢?这类宝贝规则是些什么呢?它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们是谁人设立的呢?根据着什么原则,什么权力和什么理由呢?

然而这些批评家却像知道一种构成一部小说并使这小说和另一种不能算是小说的作品有所不同的、确定不一的方法一样,这事不过很简单地表明不是作家的他们,都隶属一个派别,并且他们像小说家本身一样,摒弃一切在他们的美学范围以外想出并写下的作品。

一个聪明的批评家,反之,应当搜寻一切和既成的小说最不相似的东西,并尽力鼓励青年开辟崭新的道路。

所有的著作家,雨果和左拉一样,都曾固执地要求绝对的,不容有所争辩的创作的权力,换言之,即是照着他们各人对于艺术的见解,想象或观察的权力。才能是由独创性来的,而独创性乃是一种特殊的思想、观看、理解和判断的方法。可是,那想照着自己爱读的小说得来的思想去给小说下定义,并设立若干不变的创作的规则的批评家,始终和带来一种新的方法的艺术家的气质斗争着。一个绝对名实相符的批评家,只当是一个没有倾向,没有偏爱,没有热情的分析者,并且像一个绘画的鉴定人一样,只当品评人家请他鉴定的艺术品的艺术价值。他那什么都能接受的理解力,应当把他的个性完全消去,使得他甚至能够发现并赞扬那些在常人地位他所不喜的,而在评判者的地位他得理解的书籍。

可是大致说来,大部分批评家都只是一些读者,因此他们几乎一直不是错责了我们,便是尽情地,没有分寸地恭维着我们。

单是想在一本书里使得自己的精神的自然倾向得着满足的读者,要求作家适应他的主要的嗜好,并且他始终把那适合他的理想的,愉快的,淫靡的,凄恻的,空想的,或现实的想象力的作品或章节,称作可以注意的或写得好的东西。

总而言之,公众是由许多集团组成的,这些集团对我们叫喊道:

“安慰我罢。”
“使我觉得有趣罢。”
“使我觉得悲楚罢。”
“感动我罢。”
“使我空想罢。”
“使我笑罢。”
“使我颤栗罢。”
“使我哭罢。”
“使我思考罢。”

只有寥寥几个出类拔萃的人,才会要求艺术家:“请照着你的性质,用着最适于你的形式,作点漂亮的东西吧。”

艺术家尝试着,或是成功,或是失败。

批评家只当评断那由努力的性质所生的结果,他却没有权力管到倾向。

这事早已写过无数次了,却非永远重说着不行。

那么,在那些想要给我们一个畸形,超卓,饶有诗意,使人感动,娇丽或是壮美的人生幻影的文学流派以后,便来了一个想把真实——单是真实并且是全部的真实——指给我们看的写实主义派或自然主义派。

我们必需以同等的兴味承认这些非常歧异的艺术理论,而对于这些理论所产生的作品,则需一面演绎地接受孕育这些作品的一般概念,一面单从它们的艺术价值的见地去加以批评。

否认一个作家制作一部诗的著作或写实主义的著作的权利,即是想要逼迫他改变他的性质,排斥他的独创性,不许他使用自然给予他的眼睛与智能。

责备他把事物看得美或丑,渺小或伟大,优雅或凶恶,即是责备他合于某个或某个方法,而没有一个和我们一致的视觉。

只要他是一个艺术家,让他照着自己的意思去理解、观察,并构思罢,当我们批判一个理想主义者时,我们先得置身于诗的狂热境地,然后证明他的梦是平庸的,凡俗的,还不够疯狂或壮丽,可是如果我们评判一个自然主义者时,我们便得给他指出在那一宗事上,人生的真实和他书里的真实不同。

许多那样不同的派别,不得不使用一些绝对相反的著作方法,这是显明的事情。

那将永恒的,粗暴的,使人不快的真实变形起来,以便从那里面取得一件例外的、动人的事变的小说家,应当摒去对于“逼真”的过分的罣虑,随意所欲地操纵,准备,并安排那些事件,使得读者看来津津有味,收到刺激或是得着感动。他的小说的计划只是一串巧妙地引住结局的匠心的配合。那些事变都向最高点和末尾的效果——即是一串重大的,决定的变故——排列着,渐进着,满足着当初引起的一切好奇心,使兴味得着一个界限,并将所说的故事那样完全地收束着,以至人们再不想要知道那些最使人紧恋的人物会变得怎样。

反之,那想把人生的真相给予我们的小说家,应当留心避去一切显得例外的事变的连系。他的目的绝不是向我们述说一个故事,使得我们高兴或使得我们感动,而是强逼我们去思索,去理解事变的深刻而又隐微的意义。因为充分看过并想过,他以一种特有的,从那些深思熟虑的观察的全体得来的方法,瞧着宇宙,万物,事实与人。他想再现在书里,传达给我们的,便是这种个人的世界观。为着使我们像他自己一样被人生的光景所感动,他得凭着一种精密的类似,把它再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他要用一种那样巧妙,那样矫饰,而外表那样简单的方法构成他的作品,使人无从窥测并指出他的计划,无从发现他的意向才行。

他不会悄悄地制造一宗偶然之事,并用着一种使人从头到尾感觉兴趣的方法,把它开展起来,而会在他的人物或人物们的生涯的某个时期里抓着他们,凭着一些自然转移法,把他们引到下一个时期。他可以用着这种方法时而指出精神怎样受着周围的情况的影响而起变化,时而布尔乔亚的利益、金钱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政治的利益,怎样相争。

所以,他的计划的巧妙绝不在乎感动和魅惑,绝不在乎一个使人神往的开端,或是一个使人心动的结局,而在那显出作品的定义的,亘古不变的小事的巧妙的集合。假使他想把一个人的十年的生活容纳在三百面书里,在包围那生活的一切人物里面,指出其特别和独有的意义,他便得知道在无数日常琐事之间,除去对他无用的一切,而以一种特殊的方法表出浅识的观察者所见不到的,而给予他的著作以效力,以全体的价值的一切。

人们懂得这样一种任何人都能看出和旧法迥乎不同的创作手腕,常是使得批评家迷了道路,他们不能觉见一部分现代艺术家常用来代替那叫做“情节”的唯一的策略的一切那么纤细,那么隐秘,几乎看不到的线索。

总而言之,如果过去的小说家选择并述说人生的危机,灵魂和心的急激状态,现在的小说家便写着在平常状态里的心,灵魂和智慧的故事。为着产生它所追求的效果——即是单纯的现实的感动——和为着显出他所想要取出的艺术的教训——即是现代人在他眼前的真确的启示,——他只能使用一些含有一种永恒的,不能拒绝的真实的事实。

可是即使站在这些写实主义的艺术家的见地,人们也当讨论并争辩他们那像是可用这几个字归结起来的理论:“单是真实并且是全部的真实。”

他们的意旨既在表现一部分恒久的,通行的事实的哲理,他们便得常常为着逼真而害及实际地修改事变,因为:

真实是有时可以不像真的。

写实主义者,倘是一个艺术家的话,他不会企图把人生的平凡的照相示给我们,而会把此现实还要完全,还要动人,还要可据的幻影给予我们。

述说一切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便每天至少要有一卷书来列举充满我们生命的无数没有意义的事变才行。

因此不能不有选择——这是加于“全部的真实”的理论的第一个打击。

并且人生是由最歧异,最出人意外,最相反,最不调和的事物组成的。它是粗野,没有次序。没有联络,充满着不可解说的、没有条理的、矛盾的,应当归在“各种事实”一类里的灾难的。

所以艺术家既选定了他的主题,便只能在这充满着偶然和无聊之事的人生里,采取对于他的题材有用的特殊的事情,而把其余一切抛在一边。

在无数例证里便举出一个罢:

世上每天死于不测之祸的人的数目是很多的,可是我们能够在一篇故事中间,借口要加入不测之祸,而使一片瓦落在一个主要人物的头上,或是将他投在车轮底下吗?

并且生活对于一切无所轩轾,它使得事实急转下去,或是任其无限际地迁延着。反之,艺术却在使用预防和准备,处理一些巧妙而又矫饰的转变,凭着唯一的结构的手腕,显示主要的事件,而对于其余的事件则按照它们的重要程度,给以和他们相和的浮雕,以便产生作者想要指出的特殊的真实的深刻的感觉。

所以“写实”在乎随着事实的通常的逻辑,给人以真实的完全的幻觉,而不再照着事实层出不穷的混乱情形,把它们拘泥地誊录起来。

我对于这事的结论是:有才能的写实主义者更当称作幻想家。

并且,相信真实是怎样幼稚的事啊!既然我们每人在我们的思想里和我们的官能里都有着我们的真实,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嗅觉,我们的种种趣味,造出和世上所有的人的数目相等的真实。而那从这些受着种种不同的印象的官能得到教训的我们的头脑,理解,分析,判断,正如我们每人属于另一个种族一样。

因此我们每人不过做了一个世界的幻觉,诗的,感伤的,愉快的,忧郁的,污秽的或悲哀的幻觉,随着各人的性格而定。而作家除掉凭着他所学来的而又能够运用自如的一切艺术的手腕,忠实地将这幻觉再现之外,没有旁的使命。

美的幻觉,那是人类的同意!丑的幻觉,那是可以更改的意见!真的幻觉,它决不是恒久不变的!卑劣的幻觉,它吸引着那样多的人们!大艺术家乃是那些强迫人类接受他们的特殊幻觉的人。

既然每一种理论都只是一种自己分析的性质的普遍化的表现,那么我们不要对于任何理论怀抱不满。

有两种理论,尤其时常被人讨论,人们不将它们兼收并蓄,却使他们彼此对立着。这即是纯粹分析小说的理论和客观小说的理论。分析派的人要求作家致力于指出心灵的最微的发展,和决定我们的行为的一切最隐秘的动机,对于事实则仅只给以相差颇远的次要的地位,事实是到着点,是一块单纯的路碑,是小说的托词。依照他们的意见,我们便得像一个哲学家编纂一本心理学书一样,写作这些精确而又富于空想的,想象和观察混在一块的作品才行,便得从最远的起源开始,陈述着原因才行,便得说出一切意志的一切理由,并鉴别一切在利益、爱欲或本能的刺激之下动作着的精神的反动才行。

反之,客观派(怎样可厌的字眼啊!)的人,却主张把人生一切事实的精确的表现给予我们,留心避去一切复杂的说明,一切关于动机的议论,而只限于使人物和事变通过我们的眼底。

对于他们,心理学应当隐藏在书里,正如它实际借着事实隐藏在生活里面一样。

是这样胚胎起来的小说,可以得着兴味,可以使故事发生波澜,可以得着色彩,得着活动的人生。

所以,客观的作家,不哓哓于解释一个人物的精神状态,而寻求着心灵状态在一定的情况底下,必需使这人完成的行为或姿势,他们使他在一本书里从头到尾采取着某种律身行己的方法,以至他所有的行为,所有的动作,都是他的本性,他的一切思想,一切意志,一切迟疑的反映,然则他们不显露心理,而隐藏心理,他们将它作为作品的骨组,正如看不见的骨骼是人身的骨组一样。给我们写照的画师是不会把我们的骨骼描绘出来的。

我并还觉得用这种方法写作的小说,在真挚一点上也有所得。第一它比较逼真,因为我们所见到的在我们周围活动着的人们,是绝不把他们的行为的动机告诉我们的。

其次我们要顾到的是:假使因为充分观察人们的结果,我们能够明确地说:“有着某种性质的某人,在某种场合会做这事。”但我们决不会由此便能一个一个地决定那非我们所有的他的思想的一切秘密的发展,那和我们的本能不同的他的本能的一切秘密的要求,那官能,神经,血,肉,都和我们殊异的他的天性的一切模糊的怂恿。

一个孱弱的,温和的,没有热情的,单是爱好科学和工作的人的天才,无论怎样伟大,他绝不能将他自己完全移入一个健壮的,淫荡的,猛烈的,被一切欲望或甚至一切恶习所煽动的壮汉的心和身体里面,以便理解并描出那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的最内在的冲动和感觉,即使那时他很可能预料并说出他的生涯的一切行动。

总而言之,从事纯粹心理的人,只能在他安置他的人物的种种境地,去代替他的一切人物,原因是他不能改变他的器官——它是外部生活和我们之间的唯一中介者,它强制我们接受它的知觉,决定我们的感受性,在我们身上创造一种和我们周围的一切灵魂完全不同的灵魂。我们的幻想,我们凭着官能的帮助得来的对于世界的认识,我们关于生活的思想,我们只能将它的一部分移入我们想要发露那内在的,没人认识的一切人物里面。因此我们在一个国王,一个杀人犯,一个强盗或是一个正人,一个婊子,一个尼姑,一个少女或是一个小菜场的女商人的身体内所表现的始终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不能不这样向自己发问的:“假使我是国王,杀人犯,强盗,婊子,尼姑,少女或小菜场的女商人,我会做什么,我会想什么,我将怎样行动?”所以我们只能在改变着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和被自然围上了一道不能超越的器官的栅栏的我们的“自我”的一切生活状况时,才能使得我们的人物各各不同。

能够不让读者认出藏在那供我们隐藏“自我”之用的一切形形色色的假面底下的这“自我”,才算手腕。

可是单从完全精确的见地说,纯粹心理分析虽然有着可以论驳的地方,它却能给予我们以和其他一切工作方法同样美丽的艺术作品。

眼前的例子,现今有着象征主义者,为什么不能拿他们作例呢?他们的艺术家的梦想是值得尊重的;并且他们有着这特别有趣的事实:他们知道而他们拥护着艺术的极端的难点。

实际上,在现今还会写作,是要非常癫狂,非常大胆,非常傲慢或非常愚蠢才行。在出过那样多的具有如此不同的性质,如此复杂的天才的大家以后,还有什么不曾作过的东西可作,不曾说过的事情可说呢?在我们里面,谁能自负写过在旁的书中不早就有着的约略相似的一页一句呢?当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那样装饱了法兰西的文字,以至我们全身,使我们觉得像是一种文字做成的面团一样的我们,曾经遇到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至少我们不曾有过的模糊的预感的一行一句吗?

那仅想凭着一些已知的方法使得自己的读者高兴的人,一面暴露着自己的平庸,一面安心地写着一些供给无知和懒惰的群众阅读的作品。可是那些身上有着过去若干世纪所有的文学的重负的人们,那些因为梦想较高,什么都不能满足,什么都觉可厌,什么都像已经陈腐,自己的作品始终给予自己一种无用而又平凡的工作之感的人们,终至判定文艺是我们在最伟大的作家的著作里发表见不到几页的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的东西。

若干韵语,若干文句,突然念来,仿佛一种惊人的天启似的,使得我们一直战栗到心底;可是底下的韵语便和一切韵语相似,接在后面的散文便和所有的散文相同。

有天才的人们,因为自己身上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创造力,无疑的他们是绝没有这类忧烦和这类痛苦的,他们并不自己判断他们自己。其余的人们,单是一些自知和有恒的工作者的我们,除非凭着不断的努力,是不能和那难以克服的失望战斗的。

有两个人,凭着他们的简单而又明了的教训,给了我以这种始终尝试的力:这两人即是路易•布耶和居斯塔夫•福楼拜。

如果我在这儿说到他们和我,那是因为概括在寥寥几行里的他们的忠告,对于有些并不像初入文坛的人一样大都不免的那样自信的青年,也许有用的缘故。

我在得着福楼拜的友情之前两年光景,以一种稍稍亲密的形式先认识了的布耶,因为常常对我说着百行甚或更少的诗,如果无懈可击,如果包含着一个人——即使是第二流的人——的才能和独创的要素,便足够博得一个艺术家的声誉的一类的话,使我懂得了不断的工作和技艺的深刻的认识,在一个头脑清明,充满着力和诱惑的时日,由于一个和我们的心灵的一切倾向十分投合的题材的可喜的遇合,可以招致这短促的,唯一的,并且使我们所能产生的完善的作品的出现。

其次我懂得最著名的作家也差不多不曾留下过两册这样的作品,并且我懂得最要紧的是要有在无数供给我们选择的材料中间发现并识别那将吸收我们所有的能力,我们所有的价值,我们所有的艺术的力的题材的机会。

稍后,我间常见到的福楼拜,对我发生了好感,我大胆把我的几篇习作拿去请他指教。他亲切地读着它们,回答我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才能。你拿给我看的东西证明你具有一种智慧,可是,年青人啊,千万不要忘记这个罢:才能——照着布封的话说来——只是一种悠久的耐性,用功呀!”

我用功着,并且常转到他那里去,我懂得见到自己他是高兴的,因为他开始笑着把我叫做他的弟子。

在七年之中,我做了一些诗,一些短篇小说,一些中篇小说,我甚至还写了一本极坏的戏曲。这些东西现在一篇都没留下。师傅读着一切,随后在下一个星期日,用着午餐的当儿,发挥着他的批评,并渐渐地在我身上贯注两三个原则——那都是他的悠长而又饶有耐性的教训的提要:“如果有着一种独创力时,”他说,“第一便该使它显露出来;如果没有的话,便该得到一种。”

“才能是一种悠久的耐性——这事是在相当久地并且相当注意地凝视着自己想要表现的一切,以便从那里面发见一种还不曾被任何人见过和说过的状态。因为我们使用自己的眼睛时,总免不了忆起前人对于我们所注视的东西的意见,所以在一切东西里面都还有着未曾被人探捡过的处所。极微的事物也包含着少许未知的地方。去寻出它来罢。为着描写一道正在燃烧着的火和一棵生在平原上的树,我们便得一直面对着这火和这树,待到它们在我们眼中同任何旁的树和旁的火显得不同才为止。”

“人们要这样才会成为独创的。”

此外,他在提出全世界没有两粒沙子,两只苍蝇,两只手或两个鼻子绝对相同的这真理时,强制我在几句话里表现一个人或是一个对象而能明白写出其特点,而能使得这人或对象与同种族同种类的其余一切的人或其余一切的对象判然不同。

“当你经过一个坐在自己门口的杂货商前面,”他对我说,“一个抽着烟斗的门役前面,一个雇用马车的停车处前面时,请把这杂货商和这门役,他们的姿势,他们的凭着画像的手腕描写出来的,包含着他们所有的道德的性质的整个身体的形状,以一种不会使我把他们和任何旁的杂货商或任何旁的门役混同起来的方法指示给我罢,并且请以一句话使我看出一匹雇用马车的马和它前后五十匹旁的马有着什么不同罢。”

我已在旁的地方详述过他对于文体的意见。那些意见和我下面所述的观察和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论人家所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只有一个字可以表现它,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一个形容词可以限定它的性质。因此我们得寻求着,直到发见了这字,这动词和这形容词才止,决不要安于“大致可以”,决不要为着躲避困难而求援于一些诈伪的字句——即使是巧妙的诈伪也不行——而求援于一些谐谑的语言。

人们应用着布瓦洛这句诗时,你可传达并表现出最微妙的事物:

一个用得其所的字可以教人以力。

为着固定思想上的一切细微的差异,我们绝用不着现今人们假托艺术文字的名义,强迫我们接受的那种奇怪、复杂、无意味的语汇,而得凭着一种极端的明敏,鉴别一个字的价值随着这字所占的地位而起的一切变化,而得尽量减少意义几乎难以捉摸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尽量增多以种种形式构成的,安排得非常巧妙的,充满着响朗的音调和精妙的韵律的,形形色色的文句。与其成为珍奇的言辞的收集者,还是让我们努力成为优秀的文体家罢。

要将文句操纵自如,使它说着一切,甚至说着它所不能表现的事情,使它充满未尽之意,充满秘密的,不曾表明的企图,确实比发明一些新的辞句,或是在无人认识的旧书里面搜寻一切我们已经失却习惯和意义的,在我们看来如同一些死语一样的辞句,更为困难。

(选自《两兄弟》(Pierre et Jean),黎烈文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51年6月沪四版。《两兄弟》是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论小说》是该书“代序”。在这篇“代序”中,莫泊桑直陈其对于文艺,特别是小说的见解,洞见颇多,堪称其艺术宣言。本刊选载时略有删减。)

责任编辑: 韦海生

本站文章均标明作者或出处,仅供个人学习之用,如有侵权,请在下方留言,我将尽快删除。

热门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