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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弱者的事业——对话东西(四)

四、写好,即心安

李宗文:能否谈谈当年你写作或生活上的压力?

东 西:来南宁时,我的积蓄少得可怜,基本上是挣一分用一分,既要养家糊口,又要买房,压力非常之大。工资之外的惟一收入,就是稿费,而稿费也挣不了多少。但我对生活要求不高,解决温饱即可,所以生活还算过得下去。写作上的压力是时间太少,因为每天要坐班,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写作。而晚上写作,就没有锻炼身体的时间。那时候,我的身体很糟糕,年纪轻轻上楼就喘气。一次,跟几个作家到罗马尼亚访问,其中一位60岁的作家说你的身体怎么那么差呀?这一问,我才警惕,回国后就买了一个跑步器,每天上班前跑半个小时,身体状况得以改善。由于时间太少,我的作品数量不多。每写一篇就告诫自己“以一当十”,别瞎写乱写,对不起时间。即便再珍惜时间,时间还是有限,最担心的是没有时间阅读。所以,我就调离了广西日报社,到了一个时间相对充裕的单位,但工资掉了三分之二。好在当时我卖了几个小说的影视改编权,也接了两部电视剧本合同。

李宗文:你们那个年代的人总体来说,一路走来还是比较顺的吧。对于1960年代生人,用句不是很贴切的话说是,介于传统和时尚中间年代的人。思想可能既有传统保守的一面,也有开明现代的一部分,可否说一说你们这代人?

东 西:现在回头看好像顺,其实蛮难。如果你不是恰巧有那么一点才华,又恰巧有那么一点运气,说不定就终老家乡了,或者说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但不得不承认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确实比较幸运。他们虽然挨饿,但不至于饿死。他们不用上山下乡,只要考上中专,就等着国家分配,有了工作生活基本就有保障,住房是公家分的,所以不用做“房奴”。贫富悬殊不大,所以金钱不是惟一目标。国家重视知识、人才,有本事的人基本都能派上用场。他们享受了计划经济的好处,又享受了市场经济的好处。然而,虽有这样的好环境,个人的命运仍然千差万别。必须承认这一代人也是经历过困难的,就我而言,就经历了童年时期物质的匮乏。但是,作家海明威说:“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一个不愉快的童年。”童年时期的恰当贫困,让我知道世事艰难,不敢轻狂,不敢轻浮,并懂得用真本事去创造去竞争。

李宗文:后面这一点,也是现在年轻的作家缺乏的,是吧?

东 西:这个我不敢说yes,因为在我们谈论群体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个体。我们不能用群体来掩盖个体。70后也有经历困难的作家,也有靠真本事去竞争的作家。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作家。而60年代的作家,投机取巧的也大有人在。但60后作家有思考和创新的基因,有文本探索的冲动,原因是在他们的成长期,西方的各种文学流派大量涌入,新潮文学和先锋文学正当其时。在艺术上,他们有“反骨”,就是反格式化。这一基因,在后代的作家中慢慢弱化,“讨好”的写作渐成主流。

李宗文:人的目光和境界跟人的年龄增长有关,你也是人到中年。对你来说,中年的困惑是什么?

东 西:我觉得中年人相对比较成熟。年轻时有激情,有干劲,天不怕地不怕,表现在写作上,就是不计后果,不管逻辑,废掉有时间重来。但到了中年,就比较沉静了,对问题的看法更准确透彻,思考更为成熟。中年是写作的成熟期,但必须警惕激情的消失,警惕写作上的四平八稳和格式化。中年作家的敏感度和体能都有所下降,宽容也常常让他们见怪不怪,这都是写作的天敌。意识到并克服,能出好作品。李宗文:假设一下,如果重回20岁,你最希望做哪些事情?

东 西: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虽然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但很有趣。美国作家库特·冯尼古特写过一个小说《时震》,意思是某一天时间发生震动,倒回去十年,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可以重新过一种生活,结果发现每个人都在重复自己过去十年的生活。我想,如果我回到20岁,我也逃不出这个宿命。除了写作,我
还能干什么?

李宗文:人的年纪慢慢变大,可能会有后悔的事情。你写了《后悔录》,你生活中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东 西:后悔的事情太多了。每天都有小后悔,想想来路还有很多大的后悔。我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发表之后,一个读者打电话给我,说你看看今天的《参考消息》。我赶紧出门买了一张,翻开一看——人的大脑都有一个“后悔”中心。那是法国科学家经过两年研究得出的结论,说在人的大脑前额底部,有一个分管后悔的区域,只要这个地方没有被伤害,人就一定会后悔。所幸我的小说写在前头,否则还以为我从这里得的灵感。后来,《南方都市报》采访我,用了一个标题:文学比科学更快。我有许多后悔的事,但要说哪一件最后悔,真没办法选。我后悔自己不够勤奋,后悔喝酒打牌出错牌,后悔没用更多时间陪陪孩子,后悔交错朋友,后悔说话太直,后悔当初没在北京买房,后悔炒股,后悔没保护好胃,后悔不够细心……太多了,真是罄竹难书。

李宗文:其实你在生活还是工作中,都肩负不少的担子。你是大学教授,还是广西作协主席,同时自己也要进行创作,这么多角色,压力有多少?

东 西:作协那是挂名,我的工资在广西民族大学领。作协的工作一般不麻烦我。至于学校工作,除了带几个研究生,主要精力也放在创作上。可时间还是不够用,现在才懂得钱有可能够用,时间却一定不够用。现在最大的压力就是如何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写出合格的甚至优秀的作品。

李宗文:看得出你喜欢给自己增加压力。你去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反响不错。今年,又出版了《东西作品系列》8卷本。在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眼里,成绩算可以了。前段时间,你《篡改的命》在越南也出版了,关于翻译这一块,你能谈一谈吗?

东 西:《篡改的命》在越南出了越文本,瑞典文也已经订合同。该小说经著名作家余华兄推荐,在台湾出了繁体字版。我的小说《后悔录》《没有语言的生活》等等海外有一些翻译,像法文、韩文、德文等等,但中国作家要真正被外国读者接受,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据我所知,中国作家像莫言和余华的作品,在海外能拿到可观的版权费,其他作家的作品在海外并不畅销。作品能翻译出去是好事,如果翻译出版之后好卖,那是好事中的好事。还是那句老话,作家有作家的命运,作品有作品的命运。写好,即心安。

李宗文:说到人生,离不开家乡,离不开父母。在《篡改的命》中你有说到父亲。你的小说包括影视作品也不止一次写过父亲的题材。你写的关于父亲和母亲的文章在网上也流传甚广。可否说一说你的父亲母亲?

东 西:母亲个子矮小,特别坚强,四十多岁才生下我,有念想。父亲沉默寡言,对我从不提要求。我从他们身上学会了善良、忍耐、坚定、同情、感恩 ……关于他们,我写了一些散文,全都收录在《叙述的走神》一书中,在这里就不赘述。

李宗文:你在《耳光响亮》里写父亲失踪了,最后失忆,在《我们的父亲》里写父亲最后连尸体都莫名其妙地不见了,评论家说你有“弑父”情结。到了《篡改的命》,你写父亲写得那么温情。这两种父亲,那一种更接近你真实的父亲?

东 西:后一种,就是《篡改的命》里的这两个父亲,即汪槐和汪长尺,他们的性格最接近我的父亲。汪槐或汪长尺,可以为儿子舍命,我想我的父亲也能够做到。母亲爱我爱得严厉,父亲对我比母亲宽容,甚至可以称之为溺爱。记得我第一天上小学,因为年龄不到,他去求老师给我安排一个座位。我害怕,紧张,他就坐在教室后面陪了我一个上午。父母都很爱我。我人生中的早期温暖,百分之九十都是来自他们。因此,我写他们的时候,总是眼里含泪。

李宗文:有个作家说天峨、都安这样的地方,人情大过天,只要你来过,你就会收获浓得化不开的兄弟情、朋友情。这里不仅有你眼中的好风景,更有重情重义的朋友和兄弟。在广西文坛,你和很多人都有友谊、情义的佳话流传。你觉得这种友谊在人生中是一种怎样的位置。

东 西: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曾遇到过许多贵人,在此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当自己有能力帮助朋友的时候,我就学习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你得到过,就会懂得给予。这是人性,并非某人独有。

李宗文:你现在常回家乡吗?家乡还能给你创作灵感吗?

东 西:不常回,每年一到两次,但保持信息畅通。村里发生什么大事,会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但是,我感觉我离家乡越来越远,再也不像当年那样为她担惊受怕,为她夜不能寐。从前,那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甚至每一道风我都记得。现在慢慢地模糊了,特别是父母过世以后,而且家乡也在变化中。多年前,我曾经说故乡其实是在慢慢放大的。对于天峨县来说,谷里是我的家乡。对于广西来说,天峨是我的家乡。对于中国来说,广西是我的家乡。对于全世界来说,中国是我的家乡。现在当我看太空电影的时候,会为那些飘在太空中的人物紧张,会觉得地球特别安全。恍惚间,我觉得地球是我的故乡。作家不一定非在故乡取材,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产生创作灵感。但某个深夜,冷不丁的,思绪会回到童年,灵感诞生了,它可能是原汁原味的家乡故事。故乡曾经塑造过我的人格,即便我现在写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也会带着故乡的思维或口吻。故乡不在大地上,她已在我的血脉里。

李宗文:谢谢你向我们敞开心扉,聊了这么多。最后一个话题,对于未来的创作和生活,您有何计划和展望?

东 西:正在写一个短篇小说,完成后会进入下一部长篇小说创作。我对未来只看到这么远。对生活没有计划没有展望,能过安定的生活就阿弥陀佛。

李宗文:记者,作家,现供职于《南宁晚报》。
(原载《江南》杂志,2016年第六期,对话人及对话整理:李宗文)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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