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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在线阅读:关于文学奖(一)

我想谈一谈文学奖这东西。首先以芥川龙之介奖(芥川奖)为具体案例来谈一谈。这是个鲜活的例子,并且涉及较为直接、非常微妙的话题,所以也有难言之处,然而不忌惮误会,在这里稍稍讲上几句或许更好。谈论芥川奖,与泛泛地谈论文学奖或许有相通之处。而谈论文学奖,或许就等于谈论现代语境中文学的一个侧面。

这是不久前的事。某文艺杂志的卷末专栏写到了芥川奖,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芥川奖这东西大概是相当有魔力的。因为有落选后会大吵大闹的作家,所以其声名益发响彻云霄。又因为有村上春树这样落选后对文坛避而远之的作家,所以其权威性益发明显。”这篇文章的作者叫“相马悠悠”,想必是化名吧。

我的确在许久以前两次入围芥川奖,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两次都没有获奖,而且也确实一直在相对远离文坛的地方做着自己的事。然而,我和文坛保持距离,并非是未曾获得(或许该说未能获得)芥川奖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对涉足那种场所一无所知又了无兴趣。在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可谓是)随意瞎找因果关系,未免叫我困惑。

看到人家这么一写,世间没准就有人老老实实地信以为真:“哦?原来村上春树是因为没得到芥川奖,才远离文坛去混日子呀?”只怕一不留神,这种说法就会变成世间公论。我原以为将推理与结论分开使用是写文章的基本原则,难道并非如此吗?呃呃,虽然我的所作所为还是那副老样子,可从前被说成“受到文坛的冷落”,如今却被说成“对文坛避而远之”,或许应当额手称庆才是。

我之所以居于距离文坛较远之地,原因之一是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当作家”。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有一天陡然起意写了部小说,而那部小说一下子就摘取了新人奖。所以文坛是怎么一回事,文学奖又是怎么一回事,我几乎丝毫不具备这类基础知识。

而且那时我还有“正业”,日常生活总而言之忙得够呛,处理一件件非处理不可的事务就已经手忙脚乱了,这也是原因之一。就算长了三头六臂都不够用,哪里还有闲心去纠缠那些可有可无的事情。当上职业作家之后,虽然不再那般忙碌了,可是心里一寻思,这是又过起了早睡早起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去运动,拜其所赐,晚间几乎不再外出应酬,因而也不曾涉足新宿的黄金街。我绝不是对文坛和黄金街心怀反感,只是碰巧在现实生活中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与这些场所建立关系、前去造访,仅此而已。

至于芥川奖是否“有魔力”,我就不太清楚了,是否“有权威”,我也一无所知。而且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这类事情。迄今为止有谁得过这个奖,又有谁没得到这个奖,我也毫不知情。从前就没什么兴趣,现在也差不多一样(或者说越来越)兴味索然。就算像那个专栏作者说的,芥川奖是有魔力的东西,至少那魔力并未波及我身畔。大概是在半道上迷了路,没能挣扎着走到我身边吧。

我凭借《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作品获得了芥川奖提名。不过老实说(如果有可能,希望诸位原原本本地相信我的话),当时却觉得拿不拿奖都无所谓。

《且听风吟》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时,我的确打心底感到高兴。我可以广而告之,向世界断言,那是我人生中划时代的事件。因为这个奖是我成为作家的入场券。有没有入场券,情况可大不相同。因为眼前那扇大门豁然洞开,而我还以为,只要有那么一张入场券就万事大吉了。至于芥川奖如何如何,我那时完全没有时间去思考。

还有一点,对于最初这两部作品,我自己也感觉不太满意。写这些作品时,我觉得本来拥有的实力只发挥出了两三成。毕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写东西,小说这玩意儿该如何写为好,基本技术我还不太明白。如今想来,“只发挥出两三成实力”在某种程度上未尝不是一种亮点。不过一归一二归二,从作者角度来看,作品的质量还有不少地方让我难以满意。

所以,当入场券还可以,但凭着这样的水准,继《群像》新人奖之后居然连芥川奖也拿到了手,只怕反而会肩负起过重的负担。在这个阶段就受到如此高的评价,难道不是有点“过头”吗?说得平实点,就是:“咦,连这玩意儿都可以?”

多花些时间的话,肯定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我心里有过这样的念头。作为一个不久前还从未想过要写小说的人,这个念头或许相当傲慢。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但允许我坦率地阐述个人见解的话,一个人如果连这点傲气都没有,就别想当什么小说家了。

《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都被媒体宣传成芥川奖“最有力的提名作”,周围的人好像也都期待我获奖,然而基于前述理由,错失芥川奖反倒让我松了一口气。而让我落选的评委们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嗯,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至少没有怀恨之心,也不曾想过与其他提名作品相比如何如何。

当时,我在东京经营一家类似爵士酒吧的小店,差不多每天都去店里上班,假如得了奖、受到世人瞩目,只怕周遭就将哗然一片,令人心烦。这也是一桩心病。毕竟是做服务业的,纵然是心里不想见的人,可来的都是客,也不能避而不见——话虽如此,其实也有几次实在忍受不了,只好逃避不见。

记得两度获得提名,又两度落选之后,身边的编辑都对我说:“这下村上兄就算是功德圆满了,从今往后大概不会再被提名了吧。”我心里还在想:“功德圆满?这个词有点怪怪的啊。”芥川奖基本是颁给新人的奖项,到了一定的时期就会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据某家文艺杂志的专栏说,还有作家曾六次获得提名,而我两次就功德圆满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不清楚原委,总之那时候文坛和业界好像达成了“村上已然功德圆满”的共识。大概是惯例使然吧。

然而虽说是“功德圆满”,我也没感觉特别失望,反倒心情舒畅起来,或者说安心感更强烈一些:对芥川奖再也不用多想了。得奖也罢不得奖也罢,我自己倒真的无所谓,但记得每次获得提名后,随着评审会临近,周围的人便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那种气氛稍稍有些令人心烦意乱。有种奇怪的期待感,还夹杂着轻微的焦虑般的感觉。仅仅是获得提名,就被媒体渲染成话题,那反响既大,还难免引发反感之类,如此种种烦不胜烦。只有两次,令人郁闷的事情就够多了,如果这种情况年年重复的话……单是想象一下,就不禁心情沉重。

其中最令人心情沉重的,莫过于大家都来安慰我。一旦落选,就有许多人赶来看我,对我说:“这次太遗憾啦。不过下次绝对能得奖。下部作品请好好写啊!”对方(至少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么说是出于好意,我心里也明白。可是每当有人这样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落得心情复杂兮兮的,只好“呃呃,嗯嗯……”地含糊其词,搪塞了事。就算我说“得不得奖其实都无所谓啦”,只怕也不会有人照单全收,反而会导致场面尴尬。

NHK也很烦人,还在提名阶段,就打来电话跟我打招呼:“等您得到了芥川奖,请第二天早晨来上电视节目呀。”我工作很忙,又不想上什么电视(因为我生性不喜欢抛头露面),就回答说:不行,我不去。可他们总也不肯退让,反而怪我为何不上电视,生我的气。每次获得提名后都会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往往令人心烦难耐。

世人为什么只对芥川奖如此在意,我时常感到不可思议。不久前,我走进一家书店,发现里面堆满了书名类似《村上春树为什么没能获得芥川奖》的书。我没翻开读过,不知道内容如何——自己毕竟不好意思买吧?不过,出版这种书本身就叫人心生疑窦:“好像有点咄咄怪事的感觉嘛。”
不是吗?就算那时我得到了芥川奖,可是,既无法想象世界的命运会因此发生改变,也无法想象我的人生会由此面目全非。世界大概还是眼下这副德行,我也肯定还是这样,三十多年来(可能有些许误差),大抵按照相同的节奏执笔创作至今。不管我是否获得芥川奖,我写的小说恐怕照样被同一批读者欣然接受,照样让同一批人焦虑不安。(让为数不少的某类人焦虑不安,好像与文学奖无关,而是我与生俱来的资质使然。)

假如我得了芥川奖,伊拉克战争就不会爆发——如果事情是这样,我自然也会感到有责任,但这样的事绝无可能。既然如此,我没获得芥川奖一事为什么非要特地做成一本书不可呢?老实说,这正是让我困惑的地方。我得没得到芥川奖,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又何曾是风暴呢,连小旋风都算不上,简直是微不足道。

这话一说出口,没准会惹出是非来:芥川奖无非是文艺春秋这家出版社评选的一个奖项。文艺春秋把它当作一项商业活动在运营——即便不把话说得这么绝对,可要说完全没有商业运作成分,那就是撒谎了。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长期以小说家为业的人,如果允许我根据真实感受直言相告,新人阶段的作家所写的东西中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脱颖而出,大概五年才有那么一回吧。就算把标准稍微降低一些,也是两三年才有一次。如今竟然要每年甄选两回,就免不了有点滥竽充数的感觉。当然,就算这样也没关系(奖项这东西或多或少是一种勉励,或者说一种祝贺仪式,放宽准入条件并非坏事),不过客观来看,我不由得会想:这样的水准恐怕还不足以每次都让媒体倾巢出动,炒作成社会事件。其间的失衡就有些怪异了。

然而这么说的话,势必有人要想:岂止是芥川奖,全世界所有的文学奖其实“又有多少实质性价值呢”?这么一来,讨论就无法进行下去了。不是吗?但凡名字叫奖的,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特殊奖项,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来;若想珍重对待,怎样视若瑰宝都不为过。

雷蒙德·钱德勒在一封书信中,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我想不想成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家们。更别说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吗?绝对不值!”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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