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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在线阅读:关于原创性(二)

我作为作家正式出道,是在一九七九年,那时这种坐标轴在整个业界依然稳如磐石地发挥着作用。就是说,体制的“规矩”依然强大有力。常常从编辑口中听到“这种做法没有先例”“这是惯例”一类的说辞。在我原来的印象中,作家是一种可以不受制约、自由自在的职业,因此听到这些说辞,总是百思不解:“这是怎么回事?”

我原本就是不喜欢争执和口角的性格(千真万确),完全没有要与这种“规矩”和“业界不成文的定律”对着干的意思。只不过我又是想法极其个人化的人,既然像这样(姑且)当上了小说家,况且人生只有这么一次,便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反正要随心所欲,我行我素,做自己想做的事。体制按体制的来便好,而我做我自己的就行。我是经历过六十年代末所谓“叛逆时代”的一代人,“不愿被体制收编”的意识还是十分强烈的。然而同时,或者说在此之前,既然身为一个表现者(哪怕是无名小辈),重中之重也是想在精神上成为自由人。我想按照适合自己的日程表,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写自己喜欢的小说。对身为作家的我来说,这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而且,我想写什么样的小说,大概的面貌从一开始就很清晰了。“现在我还写不好,等以后有了实力,想写的其实是这样的小说”,一幅理想图景就这样在脑海里铺展开来。那意象始终悬浮在我头顶的天空中,仿佛北极星一般光芒四射。遇上什么事,只消抬头望望天空就行了。这么一来,自己眼下所处的位置、应该前进的方向就一清二楚了。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定点,我只怕会迷失方向,四处碰壁。

基于这些体验,我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原创文体和叙事手法,首先作为出发点,比起“给自己加上点什么”,好像“给自己减去点什么”更有必要。仔细想来,人生在世,我们似乎将太多的东西揽入了怀里。该说是信息过剩呢,还是行李太多?我们要面对的细微选择太多太多,当试图表现自我时,这些内容时不时会发生崩盘,有时还会陷入引擎熄火般的状态,导致我们动弹不得。不妨将没有必要的内容扔进垃圾箱,为信息系统消消肿,它们便能在大脑里自由地来来往往了。

那么,什么才是必不可缺,什么并非必有不可,甚至毫无必要,又该如何辨别呢?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道理单纯至极,“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是否感到快乐”大概可以成为一个基准。如果你从事着一份自以为很重要的工作,却不能从中发现油然而生的乐趣和喜悦;如果工作时完全没有心花怒放的感觉,看来那里面就有些不对头、不调和的东西了。这种时候就必须回归初心,将妨碍乐趣与喜悦的多余部件和不自然的要素一个个抛弃掉。
不过,这种事恐怕不像口头上说说那么简单。

写了《且听风吟》,得到《群像》的新人奖时,一位高中时代的同学来到我开的小店里,说了句“那种玩意儿都行的话,我也能写出来”,就打道回府了。被老同学这么一说,我当然有点怒上心头,不过又憨厚地转念一想:“说不定真像那个家伙说的,那种水平的玩意儿,只怕谁都能写出来。”我仅仅是运用简单的文字,把浮上脑际的东西唰啦唰啦记录下来罢了。艰深的词语、考究的表达、流利的文体一样也没用到,说来几乎无异于“空洞无物”。不过,后来也没听说那位老同学写出自己的小说。当然,他可能觉得“那么空洞无物的小说都能在社会上横行无阻,我也没必要写啦”,便没有动手去写。果真如此的话,也不失为一种见识。

不过事到如今再回头想想,他所说的“那种玩意儿”,对有志于当个小说家的人来说,没准反而很难写。我有这种感觉。把“可有可无”的内容逐一抛出脑海,动用“减法”使事物单纯化、简略化,也许并不像心里想想、嘴上说说那么简单。说不定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对“写小说”没有执念,该说是无心插柳吧,反倒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那就是我的出发点。我从那可谓“空洞无物”、简单通畅的文体开始,耗时费日写出一部部作品,以自己的方式点点滴滴为它注入血肉。把结构变得立体和多层,让骨骼一点点粗壮起来,然后调整姿态,将规模更大、更加复杂的故事塞进里面。与之相伴,小说的规模也慢慢地变大。前面说过,我心里有个大致的构想,“将来我要写这样的小说”。可发展过程与其说是刻意为之,倒不如说是水到渠成。事后再回首瞻望,这才发觉:“咦,到头来是这样一个走向啊。”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周全、按部就班。

如果说我的小说里有能称作原创性的东西,它大概就产生于“自由”。在二十九岁那年,我极其单纯、毫无来由地下定决心,“我要写小说”,于是写出了第一部小说。所以我既没有欲念,也没有“所谓小说非得这么写不可”之类的制约。我对如今的文艺形势全然不知,也没有(不知算不算幸事)尊敬有加、视为楷模的作家前辈,只是想写反映当时心境的小说,仅此而已。当我感受到这种坦率而强烈的冲动时,便顾不上前因后果,趴在桌子上不管不顾地写起文章来。一言以蔽之,就是“绝不逞强”。而且写作过程非常愉快,始终有种自然的感觉:我是自由的。

我想(不如说是盼望),这样一种自然而然、自由自在的感觉,就是我的小说中最根本的东西。它刚好成了动力,就像汽车的发动机。一切表现行为的根底,时时都应有丰富的自然流露的喜悦。所谓原创性,直观地说,就是有一种自然的欲求和冲动,渴望将这种自由的心情、这份不受束缚的喜悦原汁原味地传达给众人,从而带来的最终形态,而非其他。

纯粹的冲动通常是以特有的形式与风格自然地登场。它不是人为生产出来的东西。任凭头脑聪明的人如何绞尽脑汁、套用公式,也不可能巧妙地炮制出来。就算炮制出来了,只怕也难以持久。就像没有牢牢扎根于大地的植物一般,只要几天不下雨,它就会失去活力,迅速枯萎,或是在一阵大雨过后,随着土壤一道流失,不知所终。

这说到底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你希望自由地表达什么,也许应该在脑海中尝试着视觉化。想象一下“并不追求什么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儿”,想象一下那种自我形象,而非“自己追求的是什么”。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并一味执着下去的话,故事会难以避免地变得沉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故事越沉重,自由便躲得越远。脚下功夫若变得迟缓,文章也会失去势头。而失去势头的文章不可能吸引人,甚至连自己也打动不了。

与之相比,“并不追求什么的自己”却像蝴蝶一般轻盈,自由自在。只要摊开手掌,放飞蝴蝶,任其自由便好。这么一来,文章也会变得舒展流畅。仔细想想,其实不需要表现自我,人们照样可以普普通通、理所当然地生存下去。尽管如此,你还是期望表现点什么。就在这“尽管如此”的自然的文脉中,我们也许会意外地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三十五年来,我一直在坚持写小说,却从不曾经历英语中所谓的“writer?s block”,即写不出小说的低谷时期。明明想写却写不出来的情况一次都没有过。这么一说,听上去好像自诩“才华横溢”,其实并不是这样。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我不想写小说,或者没有想写的激情喷涌而出的时候,就根本不写。只有在想写的时候,我才会决定“好,写吧”,提笔开工。不然,大体就做做英译日的翻译工作。翻译基本上是个技术活儿,与表现欲毫无关系,差不多可以当作一份日常工作来做,同时又是学习写文章的好方法(假如没有做翻译,我大概会找一份类似的活儿)。而且兴之所至,还会写些随笔之类。一面点点滴滴地做着这些事儿,一面装作满不在乎:“就算不写小说,也不会死人的。”

不过有段时间没写小说的话,心里就会嘀咕:“差不多该写小说了吧?”好似冰雪解冻,雪水蓄满了水库一般,可写的题材在体内不断积累。终于有一天按捺不住(这种情形可能是最佳案例),便伏案提笔,写起新的小说来。不会有“现在并没有写小说的心情,可是已经接下了杂志约稿,不写点东西不行”之类的情况。既然不接受约稿,也就没有截稿期,因此“写作低谷期”的痛苦也就与我无缘了。斗胆说一句,这让我精神上非常轻松。对于写作的人而言,再也没有比不想写东西时却不得不写更折磨人的事了——未必如此吗?我大概是特例吧。

回到最初的话题。提及“原创性”这个词,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十来岁时自己的模样。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坐在小半导体收音机前,有生以来头一次听沙滩男孩(《冲浪美国》),听披头士(《请取悦我》),心灵深受震撼,暗想:“这是多么美妙的音乐啊,以前可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音乐!”那音乐为我的灵魂开启了一扇崭新的窗户,从那窗口吹进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那里有的,是幸福且无比自然的高昂之感。我觉得从现实的种种制约中解放出来,身体似乎都飘浮起了几厘米。这对我而言就是“原创性”应有的姿态。

不久前看《纽约时报》(2014/2/2),有篇文章提到刚刚出道时的披头士:
They produced a sound that was fresh, energetic and unmistakably their own.
(他们创作出来的乐曲新鲜,充满活力,而且毫无疑问属于他们自己。)

十分简单的表达,但作为原创性的定义或许最明白易懂。“新鲜,充满活力,而且毫无疑问属于他们自己”。

原创性是什么?很难用语言来定义,却可以描写和再现它带来的心灵状态。如果可能,我总是想通过写小说的方式,在自己身上再次展现这种“心灵状态”。因为这种心情实在是美不可言。就好比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又生出另外一个崭新的日子,就是那般心旷神怡。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阅读我作品的读者也能体会到相同的心境。就像在人们的心灵之墙上开辟一扇新的窗户,让新鲜空气从那里吹进来一样。这就是我写小说时常常思考的事情,也是我希望做到的事情。撇开理论不谈,就只是单纯地思考着,希望着。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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