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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在线阅读:关于学校(二)

诚然,倘若世间净是像我这样任性自专的人,大概也会令人为难。然而借用刚才的比喻,在厨房里必须巧妙地并用大铁壶和小铁壶,按照不同的用途和目的,恰到好处地区分开来使用,这就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或者叫作共识。类型和时间性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巧妙地组合起来,社会才能积极高效地顺利运转下去。简单说来,这或许就是“体系的优化”。

无论怎样的社会,自然都需要共识。没有它,社会就无从维持下去。然而与此同时,稍稍偏离共识、属于相对少数派的“例外”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或者说被正式地纳入视野。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这种平衡正逐渐成为重要的因素。获得这种平衡,一个社会就能产生出厚度、深度与内省。但放眼望去,现在的日本好像还没有完全朝这个方向转过舵来。

比如二○一一年三月的福岛核电站事故,追踪阅读相关报道,便不禁有种暗淡的思绪涌上心头:“从根本上来说,这不就是日本社会体系带来的必然灾害(人祸)吗!”想必诸位也大致有相同的看法吧。

由于核电站事故,数万民众被赶出住惯了的家园,处境艰难,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返故土,当真令人心痛难禁。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看似是超出预料的自然灾害,是多种不幸的偶然层层交叠所致。然而最终发展到如此致命的悲剧阶段,依我所见,乃是现行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和其催生的弊端造成的。是体系内部逃避责任,是判断力的缺失,是从不设身处地体会他人的痛苦,是丧失了想象力的恶劣效率性。

仅仅是为了“经济效率”——几乎单单为了这一点,核能发电便被当作国策,不容分说地强行推进,而其中潜藏着的风险(或者说已经以种种形式不断被证实的风险)却被有意掩盖起来,不让公众知晓。总之,这就是因果报应、在劫难逃。如果不去追究这种已深深渗入社会体系主干的“向前向前”的体质,探明问题所在,从根本上加以修正的话,只怕同样的悲剧还将在别的地方上演。

认为核能发电对资源短缺的日本来说必不可少,或许也不无道理。我原则上站在反对核能发电的立场上,不过,假如由值得信赖的管理者谨慎管理,由合适的第三方机构严格地监督运营,所有信息都准确地对外公示,那么或许还有一定的协商余地。然而像核电站这种可能招致致命灾难的设施,蕴含着毁灭一个国家的危险性的机构(实际上,切尔诺贝利事故便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若是让“重视数值”“效率优先”的营利企业来运营,并且由对人性缺乏同情心、只会“死记硬背”“上意下达”的官僚组织来“指导”和“监督”,就会带来令人毛骨悚然的风险。它很可能造成污染国土、破坏自然、损害国民体质、令国家信誉扫地、从民众手中夺走生活环境的后果。实际上,这正是已经在福岛发生的事态。

话题扯得太远了。不过我想说,日本教育体系的矛盾与社会体系的矛盾是一脉相承的。或许应当反过来说才对。总之,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再也没有余裕对这种矛盾置之不理、束之高阁了。

先不说这些,再回头继续谈谈学校。

我的学生时代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到六十年代,校园欺凌和拒绝上学还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并不是说学校和教育体系没有问题(我看问题倒是不少),不过,至少在我身边几乎没有欺凌同学和拒绝上学的例子。虽然偶尔也有那么几起,但并不严重。

我想,大概是处在战争刚刚过去的时代,整个国家还比较贫穷,大家有“复兴”和“发展”这样明确的行动目标的缘故吧。就算隐含着问题与矛盾,但四周飘荡着积极向上的空气。恐怕在孩子们中间,这种类似“方向性”的东西也在悄悄发挥作用。即便身处孩童的世界,拥有巨大能量的负面精神活动好像也不常见。其实,说到底是人们有“只要照这样去努力,周围的问题和矛盾一定会逐渐消失”的乐观想法。所以我尽管不太喜欢学校,仍然觉得“上学是理所当然”,并没有产生什么疑问,还是认认真真地去上学念书。

然而现在校园欺凌和辍学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甚至难得有不见诸报纸、杂志或电视报道的日子。不少孩子因为遭受欺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实在是悲剧,让人不知该说什么好。有许多人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大量意见,也采取了许多社会对策,然而这种倾向却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
不单是学生之间相互欺凌,老师方面好像也有不少问题。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件了:在神户一所学校,上课铃一响,老师就急着去关校门,因为校门太重,一位女生被门扉夹住,不幸丧生。“最近学生迟到的情况很严重,不得不这样做。”这位老师辩解道。迟到固然不是值得称许的行为,然而上学迟到几分钟,与一条鲜活的生命相比孰轻孰重,这种问题不言自明。

在这位老师身上,“不许迟到”的狭隘意识在脑袋里异样地强化和膨胀,让他失去了均衡有度地看待世界的视野。均衡感对于教育者来说本是非常重要的资质。报纸上还刊登了家长们的评论:“不过,那倒是一位热心教育的好老师。”这种话居然(能够)说出口来,这是相当有问题的。受害者惨遭挤压的痛苦究竟被忘到什么地方去了?

作为一种比喻,倒是可以想象“将学生压死的学校”的意象,然而当真活生生地将学生压死的学校,可就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了。

这种教育现场的病症(我觉得不妨这么说)无疑正是社会体系病症的投影。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原有一种自然的势头,如果目标已经确定下来,即使教育体系多少有点问题,也可以借助“场的力量”巧妙应付过去。然而等到社会失去这种势头,闭塞感处处可见时,表现最为显著、波及最为严重的就是教育这个场,就是学校,就是教室了。这是因为孩子们就像坑道里的金丝雀一样,能最迅速、最敏锐地感知这种混浊的空气。

就像刚才说过的,在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社会是有“发展空间”的。所以个人与制度对立之类的问题会被这个空间吸收,没有演化成太大的社会问题。因为整个社会都在运动,而这种运动吞噬了各种矛盾与挫折感。换个说法就是,感到为难时,到处都有可以逃入其中的余地和间隙之类的场所。然而高速增长时代早已结束,泡沫经济时代又已告终,到了现在,就很难找到这种避难空间了。只要顺应潮流就总会有办法,这种粗枝大叶的解决方法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们要设法找到新的解决方式,应对这种由“避难空间不足”的社会造成的严重教育问题。从顺序来说,首先应该有一个能找到这个解决方式的场所。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呢?

就是个人与体系能自由地相互活动、稳妥地协商、找出对各自最有效的接触面的场所。换言之,就是每个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舒展四肢、从容不迫地呼吸的空间,是一个远离了制度、等级、效率、欺凌这类东西的场所。简单地说,那是个温暖的临时避难所,谁都可以自由地进入、自由地离开。说来就是“个体”与“共同体”徐缓的中间地带。每个人自己决定要在其中占据什么位置。我打算姑且称之为“个体的恢复空间”。

一开始不妨是小一点的空间,不必规模宏大。就像自己亲手制作的狭小空间,在那里尝试种种可能性,如果有什么东西发展顺利,便将它作为样板(即跳板)进一步培养,发展下去。我觉得把这个空间逐渐扩展开来就行。或许得花一些时间,不过这大概是最正确、最合情合理的做法。这样的场所假如能在各地自发涌现出来,就再理想不过了。

最糟糕的情况,是文部科学省之类的机构把这种东西作为一项制度,自上而下地强加给教育现场。我们探讨的本来是“个体恢复”的问题,但如果国家试图制度性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岂不是本末颠倒了吗?完全可能变成一出闹剧。

来说说我个人的事。如今回想起来,在学校念书期间,最大的安慰就是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以及读了许多的书。

说到书,我就像握着铁锨往熊熊燃烧的炭窑里乱铲乱投一般,一本又一本,如饥似渴地读过各种类型的书。单是一本本地品味和消化,每天就忙得不可开交(消化不了的更多),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为其他事胡思乱想。有时也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或许是好事。如果环顾自己周围的状况,认真思索那些不自然的现象、矛盾与欺瞒,直接去追究那些无法认同的事,我很可能会被逼入绝境,饱尝艰辛。

与此同时,我觉得通过涉猎各种类型的书,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而然地“相对化”了,这对于十多岁的我也有重大的意义。就是说书中描写的种种感情,差不多都感同身受地体验了一番,在想象中自由地穿梭于时间和空间之间,目睹了种种奇妙的风景,让种种语言穿过自己的身体。因此,我的视点多少变成了复合型,并不单单立足于此刻的地点凝望世界,还能从稍稍离开一些的地方,相对客观地看看正在凝望世界的自己的模样。

假如一味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凝望世间万物,世界难免会被咕嘟咕嘟地煮干。人就会身体发僵,脚步沉重,渐渐变得动弹不得。可是一旦从好几处视点眺望自己所处的立场,换句话说,一旦将自己的存在托付给别的体系,世界就会变得立体而柔软起来。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姿态。通过阅读学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收获。

假如世上没有书,假如我没读过那么多书,我的人生恐怕要比现在更加凄冷、更加枯瘠。对我而言,阅读这种行为原本就是一所大学校。那是一所为我建立和运营的量身定制的学校,我在那里亲身学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那里既没有烦琐恼人的规则,也没有分数评价,更没有激烈的名次争夺,当然也没有校园欺凌。我能在“制度”的重重包围下,巧妙地确保另一种属于自己的“制度”。

我想象的“个人的恢复空间”,就是与此相近的东西,而且并不仅限于阅读。我想,那些无法顺利融入现实中的学校制度的孩子,那些对课堂学习不感兴趣的孩子,如果能得到这种量身定制的“个人的恢复空间”,并且在那里找到适合自己、与自己相配的东西,按照自身的节奏去拓展这种可能性的话,大概就能顺利而自然地克服“制度之墙”。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理解并赞许这种愿望(即“个体的生活方式”)的共同体或家庭的支持。

我的父母都是国语老师(母亲在结婚时辞去了工作),所以对我看书几乎没有一句怨言。尽管对我的学习成绩颇为不满,但从来没对我说过“别看什么书了,好好复习迎考”之类的话。也可能说过,但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呃,就算说过,也是轻描淡写那种吧。我在这件事上必须感谢双亲。

再重复一遍,我对学校这种“制度”实在喜欢不起来。虽然遇见过几位好老师,学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但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味同嚼蜡,足以把这些全部抵销还绰绰有余。在结束学校生活那一刻,我甚至想过“人生只怕再也不会这么枯燥乏味了吧”——就是枯燥乏味到这种地步。但不管怎么想,在我们的人生中,枯燥乏味还是会络绎不绝,会毫不留情地从天上飘落而下、从地下喷涌而出。

可是,呃,对学校喜欢得不得了、不能去上学心里就空落落的——像这样的人恐怕不大会成为小说家。因为小说家就是在脑袋里不断创造出只属于自己的世界的人。比如我,在课堂上根本不好好听课,好像只顾沉溺在无穷无尽的空想中。如果我现在是个小孩子,说不定会无法与学校同化,成为一个拒绝上学的儿童。在我的少年时代,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只因为拒绝上学尚未成为潮流,“不去上学”这个选项才没有浮现在脑海里。
不管遇上怎样的时代,身处怎样的社会,想象力都拥有重大的意义。

处在想象力对面那一端的东西之一,就是“效率”。将多达数万名福岛民众驱赶出家园的,究其原因就是这个“效率”。正是“核电是效率极高的能源,因此是好的”这种思维,以及由此捏造出来的“安全神话”,悲剧性的状况和无法恢复的惨状。不妨说这是我们想象力的败北。现在开始还不算晚。我们必须把足以同这种叫“效率”的武断而危险的价值观对抗的自由思考和思维之轴,朝着共同体(也就是社会)的方向拓展下去。

话虽如此,我对学校教育的期望却并非“让孩子们的想象力丰富起来”之类。我不指望那么多。因为能让孩子们的想象力丰富起来的,说到底还是孩子自己。既不是老师,也不是教学设备,更不会是什么国家和自治体的教育方针。孩子们也不是人人都有丰富的想象力。就好比既有擅长奔跑的孩子,也有并不擅长奔跑的孩子。既有想象力丰富的孩子,也有想象力称不上丰富,不过会在其他方面发挥优异才能的孩子。理所当然,这才是社会。一旦“让孩子们的想象力丰富起来”成了规定的“目标”,那么这又将变成怪事一桩了。

我寄望于学校的,只是“不要把拥有想象力的孩子的想象力扼杀掉”,这样就足够了。请为每一种个性提供生存的场所。这样一来,学校一定会变成更充实的自由之地。同时与之并行, 社会也能变成更充实的自由之地。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是这样想的。但无论我怎样想,事态大概也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吧。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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