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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来:学生时代的读书记忆

任东来,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美国研究学者。学术兴趣集中在美国外交、美国宪政、中美关系,出版过《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和《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等著作。
  
我成长在“文革”后期,青少年时代基本不读书,也无书可读。混到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大学恢复招生,有幸考入东北师大历史系。1978级同学,特别是文科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但主体是所谓老三届(1966-1969年间高、初中学生),这些人中不少是同学中的“饱学之士”,或通古代文史,或懂近代学问,或精马列经典。在他们面前,我等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小字辈实在是白丁一个,相形见绌。于是,只好恶补苦读,埋头追赶。为此,古代的典籍学过一些,但大多似懂非懂;马列经典啃过一点,但基本上只是皮毛。那时,时髦的近现代西方名著是不能不涉猎的,但记住的也不过是一些零碎的术语概念,惟有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挑战-应战”理论还牢记在心。

从大学一路不间断地读下来,十年后,居然读成了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史学博士,跻身于中国最早的一批博士之列。随后便成为职业“读书人”,整日与书为伍。但读书的感受却大相径庭。大学时代的读书更多是“为读书而读书”,功利性不大。一旦谋得大学的教职,由于制度的因素和生存的需要,读书便成为工作的工具,为论文、为上课而读书,书是读得,或者确切地说,是看得越来越多,但印象却是越来越淡薄,影响所及也只限于完成论著和上课而已。
  
回想大学的十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论著既不是中外文学名著,也不是华洋社科经典,恰恰是那些浅显易懂的普及读物和直白浅显的学术著作。所谓影响,无非就是自己读后有一种“原来如此!”或者“还可以这样!”的恍然大悟。
 
大学高年级时,一套出自美国名记者威廉•曼切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给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一个国家可以如此多元而不至于解体,一个社会可以如此多样且可以繁荣发展,一个民族可以如此混杂却不至于四分五裂。由此,这样的感慨便引导我走上了美国研究的学术道路。大学毕业,又有幸进京读国际关系研究生。当时物质条件依然简陋,情感思想一片困惑。一本初版的《傅雷家书》简直就成了自己的修身指南,让骚动不安的心灵有了宁静的港湾。傅雷先生那清丽的文字,谆谆的教诲,深深的父爱,让我终身受益。

如果说《傅雷家书》是那个时代我的感性圣经,那么,陈有为的《基辛格评传》似乎给我指出了职业的梦想。这本精炼生动的小书,激起多少国际事务研究生的外交智囊梦,幻想着有一天自己的学问能够直接服务于国家领导人。然而,读完美国学者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智囊梦便烟消云散。这个美国国际评论界的巨擘,年轻时一度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效力,帮助其勾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最后他发现,“学者想控制政治,其结果却是政治控制了学者”。从此,他放弃幕僚角色,走上了以旁观者的身份纵论天下大事的不归路。智囊梦是破碎了,但是,学术何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彷徨之际,无意中翻阅到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顾颉刚为《古史辨》写的长序,才知道他老人家年轻时也有如此疑惑,并最终在学术的实践中发现,学术的目的就是求真而非求用,“真”求出来了,自然会有人去“用”,但这“用”是别人的事,而不是学者的责任。原来,学者的职业目标就是“为学术而学术”!
  
但是,1980年代的中国依然相当贫困,大多数国人仍然在为温饱而苦苦劳作,同时,学术与现实结合得也异常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一个有心“报效”国家的青年学子来说,为学术而学术无异是一个很不现实的高贵梦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我辈发展中国家学者无法摆脱的一种情结。于是,读了洋书,回过头来再看中国书,以便弄清楚究竟哪些洋玩艺可以为我所用。通过孙越生先生的介绍文章,我找来了中国经济学先驱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该书剖析和点评了中国政治的思想传统和制度背景,其对官僚本质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让人拍案叫绝。王书虽然以古喻今,但毕竟只是谈论古代中国。这一遗憾在我读完蒋廷黻旧作《中国近代史》和陈旭麓的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之后,终于得到了弥补。两书都从近代世界的发展大势立论,讨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艰难而又痛苦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中西冲突和新旧对撞。蒋书以外交为主线,言简意赅,字字珠玑,篇幅不过百十页;陈书以新旧对立、冲突、交替为主线,展开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叙述,洋洋洒洒数十万字,写得畅快淋漓。如果说这三本书有什么共同特点的话,那就是它们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历史学的厚度,辅之以政论家传神的文笔。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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