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散文随笔

黄春兴:我最喜欢的书

记得曾有位研究生问我:“老师,您怎么会喜欢上经济学的?”他在课堂上学习的教材,过半数是和真实世界的经济情势不太相关的数理模型。学了这些模型,若说就懂了真实世界的经济运作和现象,无疑是自我欺骗;如果还想进一步利用这些数理模型去改造社会,那不仅是荒谬,更是毒害。我知道,他正陷于迷惘之中,因为他无法说服自己所学到的数理模型真的有用,也就开始犹豫是否要继续走经济学这条路。
  
回想自己是怎么走上这一途?从工学院毕业时,自己还年轻,年轻的本钱就是傻劲和义无反顾。那时,也和现在一些有抱负的学生一样,认为只有经济理论才可以改造社会,也就毅然投入。如果可以将经济活动写成方程式,让计算器去计算复杂的数学模型,然后根据所求出的解来控制社会,不就能创造一个美好又有秩序的社会?当时,自己是这样想的,一直到拿了博士学位后都还这样想。
  
现在回想,当时我若先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许会早几年改变想法。遗憾的是,没有一位经济学的教授要我去读《国富论》,反而要求我去修几门数学课,像Real Analysis和Stochastic Process等课程。那时,我也和这位学生一样的迷惘和犹豫。对我来说,《国富论》真的就是一本“古典名著”——知道其重要性却无缘阅读的书。我不是亚当•斯密的嫡传弟子。改变我并让我开始热爱经济学的是布坎南(J.M. Buchanan)和塔洛克(G.. Tullock)的《同意的计算》。
  
当我回到台湾,在新竹的“清华大学”任教的课程是公共经济学。第一年,我照着求学时整理的教材授课。学生们都觉得这些数理化的教材有系统,内容也清楚;可是,这些教材却愈来愈无法说服我。我尝试着寻找替代的内容,而首选自然是正欲振翅高飞的公共选择学派。就这样,我开始阅读《同意的计算》一书。“同意”,这是从未在脑中出现的概念。一个“美好又有秩序的社会”,不是应该来自精细的计划和严格的控制?怎会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同意?在同意的前提下,精细的计划不就难以推动了?从这本书,我了解到个人价值和尊严的真正意义,是在于个人在生活上的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除此外,其他的说词和政策都是对个人的否定。个人是会计算的,而计算的目的主要在增加自己的利益和感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难免冲突,而不同个人的感动也不相同。因此,在个人的计算里,不仅该包括自己的利益和感动,也必须妥协于他人的利益和感动,让他人也能同意自己的计算。
  
虽然《同意的计算》这本书开启了公共选择学派,也为宪法经济学铺了路,但我当时感动的不是它在这方面的成就,而是让自己放弃那些坚持已久的计划和控制的错误观念。之后,我逐一阅读布坎南的著作,也回头探索经济学源头的古典自由主义。布坎南的著作中,隐隐约约地呈现着他不同于哈耶克(F.A. Hayek)的论点,偶尔可见直接的批评。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早在1950年代就引介哈耶克的思想,但和当前内地学界一样地偏重于他的政治思想。哈耶克是个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也因此,布坎南的异议引导了我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去阅读哈耶克的著作,尤其《自由的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
 
《自由的宪章》的台湾版译本由哈耶克的嫡传弟子周德伟执笔。很有意思地,他不称翻译,而称达旨。由于周德伟的文笔典雅华丽,强化了该书对我的吸引力。秋风翻译的《哈耶克传》提到,哈耶克写该书的动机萌芽于他在埃及完成的前几章。我认为该书的中心应在第三章《进步的通义》。在这一章里,他清楚地提到:“进步的程序,有如次述:新知识、新发现及其效益,仅能徐徐传布、徐徐展开。多人之愿望,有待于极少数人之新知,方能实现。极少数人开创新的可能性,并非自开始即为社会一般人士所习知,故亦无从分享其利益。”可以说,哈耶克在这一章里充分表现了奥地利学派关怀经济和文明进展的精神,不仅将企业家精神引进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也埋下他日后从发现程序去解释文明的重要著作《致命的自负》的种子。
  
布坎南关心的是个人在政治市场中的自由和价值,但由于政治市场并不完全同于商品市场,因此,他的自由理论也就必然紧随着社会契约论。这是很正常的,当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人民的“公民不服从权力”辩护时,也是采取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同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不从政治市场切入,而是从商品市场切入,指出:进步必须依循着市场的演化程序。他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下,任何的新观念才能自由地进入,并在个人的自由选择下胜出或遭淘汰。他称这过程是一个“文化演化过程”,因为文化是政府难以介入的领域。这个文化演进过程表现在人类的许多重要成就上,从市场和货币的发现,到语言、规范、法律的形成。从《同意的计算》到《自由的宪章》,我了解到市场的意义不在于价格和资源的配置,而在于指向新的发现和文明的进展。对经济学的信任强化之后,我更热爱这门学问。
  
顺便提一本非经济学的书籍《女哲学家与她的情人》,这位女哲学家就是刚提到的汉娜•阿伦特。这本书不是为了报道阿伦特和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师生恋情,而在剖析为何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会极力替拥护法西斯主义的海德格尔辩护。没有人能够否定爱情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在哲学上难得的创见是人类追寻文明与进步不可或缺的资产,虽然他在政治选择上犯了错。

(黄春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博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著有《现代经济学入门》(与干学平等合作,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韦海生

本站文章均标明作者或出处,仅供个人学习之用,如有侵权,请在下方留言,我将尽快删除。

热门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