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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利:如厕就读

人这一辈子,有一项任务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大体上,一到两日内,至多不出三日,必须入厕卸货。次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不然肯定是皮囊出了大问题。当然也可适当加快或延长完成任务的时间,但成效相当有限。年轻时有过一段干重体力活的经历,每有入厕需要,便想在里边多呆会儿;有时正玩的痛快,则狠不能把那些东西比小解还快地打发掉。但是这样争取来的快乐时光,每次也不过十分八分而已。
  
由此算来,若以人寿七五,每日一番,一番耗时十五分钟计,则人生需以蹲姿或坐姿,在厕所里度过七千小时上下。我们这时只能在孤独中与异味相伴,西人雅喻大小便为nature’s call(自然在召唤),非常传神,也很能传达此时的无奈。有一次去大学会朋友,恰好那儿的对面开了家豪华商场。听说里边的厕所香气扑鼻,有些学生宁花十几分钟跑去方便,也不阿在宿舍楼里。可见今人提倡厕所革命仁心可嘉,这是为尽量减少数千小时的人生痛苦着想啊。
  
不过,即使厕所被彻底现代化了,通体光亮如鉴,灯火辉煌,仍是没有多大魅力可言的。人体的进出口两个环节,颇能反映人性的两面:每有美食,大家便喜欢相聚而餐,这反映着人的社会性;入厕者则多孑孑而行,成帮结伙的甚少见。不管厕所盖得多么富丽堂皇,尚未见过引来公款消费的热潮,可见厕所不是个能够享乐的地方。倒是前几年看过一篇游记,谓某个边陲之地的茅厕全无遮拦,只一根大木头横亘于一排深邃的茅坑之上。宽衣解带入座后,不但有四面清风为君荡尽污浊之气,且可把一片青山绿水尽收眼底。这种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一般人享用的机会恐怕不多。在都市里的我们,此时仍然只能默默地坐着,顶多闭目养颜,动动坏心眼儿。盖入厕姿态虽如面壁,你是断断不敢祈祷念佛的,这有“妇人读经于厕竟卒于厕”的前车之鉴。因为按弗洛伊德的分析,肛门(anus)不但负责排污,还是表达肉欲的器官之一呢。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项差事不管多么无趣,却有个莫大的好处:你只管坐着就成,用不着动脑子它便自动完成。所以,为消磨这新陈代谢夺去的时光,自打粗通文字起,我就养成了一种如厕阅读的习惯。
  
因为时间有限,这样的阅读面是极受限制的。最适宜此种场合的,要首推小时候到处可见的“小人书”了。回想起来,至今犹能记得三国中一些情节,并不是年近弱冠时读三大卷正本的结果,倒要感谢光着看画的经历。收获之一便是看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居然让曹操“闻言大喜”,使我后来很顺畅地领悟了看问题为何要有“辩证眼光”,对一些不明就里的迂阔分子,老想还曹操在三国志里的清白,也就不太在意了。其实,歪曲不光是渲染夸张的修辞手法之一,更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作恶的冲动,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曹操的形象,一向就有不知多少人暗自倾慕。所以三国志的读者群才远不及三国,更遑论社戏中的捉放曹了。此乃民族心理发育史的题目,遵循时下的犬儒精神,不便多讲。不过,常听见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却对宋宰相赵普“臣有一部论语”的原话从不再提。我一直就纳闷,为啥从未听人说出此种现象的正解呢?为防继续谬种流传,不妨本着“明言与未明言者同样重要”的原理,把它的心理重组机制说破罢:以整部论语治天下是要出麻烦的,故只可用半部,另外需以半部三国补充之。而没了白脸曹操,补了岂不是也白补么?
  
有这么点儿见识,自然要感谢当年离我家不远处那个砖砌的小屋。里边发生的另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是,有时别人的小人书催要得急,只好一鼓作气,难免蹲得太久。等事完之后,腿脚麻得我半天站不直,也就顺便知道了不论曹操的雄材大略,还是他的奸诈用邪,我这身子骨的本钱都差得远,所以从此没了抱负。
  
再往后,马齿见长,不好意思翻小人书了,于是把诗歌散文小品之类渐渐请进厕所。我知道人粪在《本草》中还有个“人中黄”的雅号,便是厕所里“讽诵”周作人的成果。他也有篇写厕所读书的应景文章,记一日本诗人把寺庙的方便处刻画得风雅无比,拿来跟中国寺院周围的污秽斑斑做比较。我这人从不在乎考证他什么汉奸不汉奸的,读到这里心里还是打鼓,人家老爱骂他,是不是真有道理呀?不过最令我感动的,当是在钱钟书的《七缀集》里看到,中国也有个无比美丽而我闻所未闻的雅号——“繁花似锦的故土”(the flowery land),钟先生直来直去地把它译为“华国”,虽略显会通中西的功夫,却未免有些扫人的兴。当然聪明如钱钟书者,也给我留下不少感佩。他曾借用以赛亚•伯林的大作《俄国思想家》中“狐狸多智巧,刺猬只一招”的著名隐喻,意不在突出执着与圆滑的对立,而要说明风格迥异之人也可相互“爱好”与“仰企”,这比故意制造紧张气氛的伯林厚道多了。至于他讲到有些令画家无从描绘的状态时,是以《拉奥孔》中地狱“没有光,只有无碍于观察的黑暗”为例,这种淡漠阴阳两界的混杖说法,让我在好久一段时间里,无法摆脱不知生活在何处的惶惑。
  
钱著我读得不多,但脑子里有这本《七缀集》的只鳞片爪的印象,对于后来仰慕钟氏者要创“钱学”的计划,也着实捏着一把汗。因为以我的感觉,他不但是个狐狸,而且狐狸得一塌糊涂。对于现今的学术门类,他是从不入套的,只身一人悠然穿行于故典(或古典)丛中,不但让脚注和文中注充斥着英法德拉数种洋文,且把伯林与苏轼和司空图置于一起讲论,以休谟讥讽中西诗歌交流史上的荒唐事,还能拿荣格去声援林琴南。对于那些把钱先生当“国宝”的人,他之不好对付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样的阅读得来的,也只能是以上这些鸡零狗碎的小感悟。入厕求学的范围,大致也以此为界,不能再求更愉悦更高深的东西了。看小说不可以,这容易导致废寝忘便。海德格尔更是万万读不得,就如纯金锻造的马桶不会给带来丝毫富贵相,在厕所里读这个,等于把数千时辰的人生全瞎了。
  
不过这种经历中,也有真长我不少见识的。汪荣祖先生的《史传通说》,书名听上去像部严肃的学术专著,其实“甚不入流”。或者说,它仿佛是柯林伍德把《历史的观念》改编成了明清笔记体。汪先生以准古文的笔调写成此书,行文博雅归博雅,却让受众的范围大为缩减,想必只是为了给同好说些私房话。刘勰的《文心雕龙》过去是粗读过的,里边还有“史传”一章,我却是全不记得。作者从中撷取只言片语置于各篇之首,然后调动古今中西的大量史论资源,发微掘幽,专在“殊语一义、貌异心同”处下工夫;下笔虽潇洒肆意,文脉却紧凑得很。这让我大有感悟:看书要看出大门道,缺了眼力与学识是不行地。     

此书最大的好处有三。一是各章选题十分精当,举凡盛衰轮回之史见,信史与传奇之异同,圣典而法则之巨变,全是史学理论中大有来头的话题,让你不管愿不愿意点头称是,都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锁细小事上。二是从中可学到不少中外史学的名句名典。盖作者多引论而少自矜,几乎句句有出处,事事讲传承,绝无放言蹈空的毛病。三在于它打破中西间的樊篱,疏浚史家胸怀的良苦用心。只要有耐心读文言的人,不需水平多高,这书很容易为你带来中西一家、其乐融融的美感,尽管那可能只是一种幻觉。对此,书中所引法儒波德莱尔的名句:“美者未必真,真者未必美”,倒是可以引为警策。
  
近些日子在厕所里看的,恰好便是这位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收入了作者称为散文诗、“总之,还是《恶之花》”的千字文。确实,那调子依旧阴暗得很,把艺术家追求美的努力称为失败前的哀号,又把自然与上帝丢在一旁,只从狡黠的猫眼中寻找永恒。但书中也有两件让我高兴的事。有一段讲到中国的文字,以“青翠的木叶”和“精美的花草”来形容华夏大地,这与前面“繁花似锦的故土”之说出于同一时期,既可印证“华国”之译欠缺时代意识,又提醒我们欧洲左派于文革时表现出的东方朝圣情结,病根是在百多年前就种下的。另外书中有数十幅木刻插图,每看一页,便有重温儿时入厕读小人书的感触——只是在那细腻而僵直的刀工中,古典与浪漫时代必备的优雅曲线已踪迹全无,与波氏颠覆真善美统一性的用心倒是十分相契。《穷人的玩具》一篇说到“汽车制造工”这个工种,让我始终不太明白。一个半世纪前的巴黎,怎会有汽车工厂呢?我估摸着是“汽船”的误植,却懒得如诗学专家那样去寻检法语原著了。
  
话说到这里,便想起一件不时遇到的事情。与朋友交杯换盏时,常有些在座而不相熟的人问:“先生曾在何处就读?”以我这种从未就读于某学府的人而论,若不怕倒了人家胃口,倒是大可以说:“在下不才,只能如厕就读”。地方是寒碜了点儿,但说句良心话,现在的就读条件,比看小人书那阵子,可有天壤之别了。

(冯克利,山东省社科院儒学所副研究员,1955年生,译有《民主新论》、《学术与政治》、《政治的浪漫派》、《宪政经济学》、《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经济、科学与政治》、《致命的自负》等;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 )

责任编辑: 韦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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